“黄色”北京人

   王旭明                            

    如果你经常坐地铁的话，一定会发现在北京的地铁中有一群“黄色”北京人。说“黄色”您可别瞎想，是真真的一群穿着“黄色”上衣的北京人。他们在公交车站或地铁中维持着交通秩序，引导着乘客、尤其是高峰期间上下班如梭的人流……每每看到他们，我都涌起一股强烈的好奇心，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为何乐此不疲地做这件事？

    我了解到，这些穿黄色衣服的还真是地道的北京人，因为有关部门规定，做这行的必须有北京正式户口的，而且还必须是下岗或者退休人员，据此，我才称他们为 “黄色”北京人。按规定，他们每天要从上午七点至九点、下午五点到七点工作。稍微有点儿城市交通常识的人都知道，他们工作的这个点儿正是北京地下和地上高峰的四个小时，有人戏称为与死亡抗争的北京时间。我经常坐地铁，当然深有所感。站在人流中自不必说，有时也被挤得喘不过气来。好在我上车那个地段，据说还不是最拥挤的，因此发生不了“豆浆被挤爆，饼干被挤碎”的事件。我时常看到这些“黄色”的北京人高声大嚷，或引导乘客上下车方向；或提醒注意安全；如果车门关不上，他们有时使出洪荒之力，猛地用力一推最后一名乘客；有时，则反复劝解“上不去了，等下一辆车吧”。每每看到这一幕幕，我都觉得“黄色”北京人也真不容易。

本以为，他们这份辛苦的工作能挣不少钱呢。后来我才了解到，做这份工作月薪是1720元，且条件挺严苛，必须是有北京户口的退休人员，需要面试，还要经过考核方能上岗。我时常坐地铁，一位瘦瘦的、有着独特的沙哑嗓音而且嘴、手和身体“三不闲”始终忙活着的大姐，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每次看到她，都是那样一幅神情饱满的样子，始终乐呵呵的，不断高声大叫着“换乘9号线的请直行，出口往左转。”“抓紧走，不要停留。”“上不去的等下一辆车。”见到这类喋喋不休、没完没了的引导语，在她嘴下和身上竟然让人觉得有点生动有趣，我又心生疑问：她也不嫌自己贫吗？她也不嫌自己累吗？带着种种疑问，我与她聊了起来。

邓大姐原是建筑工人，退休后应聘做了这份工作，当起了“黄色”北京人。“您累不累，天天说这么多话！”我问。“嗨，退休在家带着也没事，早晚各两个小时，还成，也不算太累。”我又说：“您隔三五分钟喊一次，不是也可以吗？”邓大姐呵呵一笑说：“那怎么能行，这中间不知多少人走错呢！”一边对我说着，一边又对几个问路的外地乘客连比划带引导：“9号线在那边，往直走！”我说：“这标志牌不是都写得很清楚吗？”大姐又笑了：“不知这些人不识字还是咋的，这些人就是不停地问，我索性就不停地说。”邓大姐很热情，也很友善，没有把我当外人。在我们说话的间隙，她捎带着发现一个小情况，“这位大哥，你的帽子掉了。”果然，不远处一个大哥夹在书包上的帽子掉在了地上。如此负责又热心的人，让我从心底升起一种敬意。一来二去，我跟大姐熟悉起来。有一天早上，快9点了，人渐稀少，我又走上前去和她聊了起来。邓大姐告诉我，她老伴儿是电工，有个儿子是IT男，他们家有套两居室，目前正在装修。我说：“呦，这豪华装修是给儿子吧？”她说：“不是，四白落地，简单装修下，给儿子留一间，结婚了愿意住这就住这儿，不愿意住这里随他去。”我好奇地问：“您又给孩子买了一处房？”她说：“咱工薪阶层还买得起房？我和他爸就给孩子留一间房，有本事自己挣去。”我说：“您真狠得下来心？都不管了？”邓大姐说：“那哪儿成啊？外面租房我给掏房钱就是了。”……

虽然当下社会很复杂，我还是固执的认为，能与陌生人轻松地拉起家常的人，大多质朴和善良，我喜欢。与邓大姐几分钟的聊天，中间被两三次打断，那就是她时不时的眼睛还在盯着来往的人流，随时用高声亮嗓提醒着乘客，进行有效的人流疏导。我不好意思再打扰下去，忽然提出一个也许有点“过分”的要求：“大姐，我能和您跟您合影吗？”我已经做好被拒绝的准备，没想到的是，邓大姐不仅答应，还说：“来，咱俩玩儿个自拍。”于是，我的手机中就多了一组珍贵的自拍图像。

我没有统计过像邓大姐这样的“黄色”北京人有多少，但每每经过地铁一站又一站，经过公交车站一站又一站，只要是在上下班的高峰时间，都能看到这些“黄色”北京人的身影。我忽然怀疑起自己对老北京人的判断了。我一直以为，老北京是提龙架鸟型儿的吃喝玩儿乐的主儿，悠闲、轻松且吊啷当。这些“黄色”北京人却颠覆了我的印象：他们勤劳质朴热情好客，对手头的那一份工作真当回事、还挺上心。

哦，“黄色”北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