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于由于各种原因走出家乡的中国人来说，“家乡”始终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情结。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恢复高考后，一大批农村莘莘学子从这个唯一的“龙门”跳进了城市的汪洋大海，磨千里无疑是其中的代表者，你看，他上小学时就历经千辛万苦，高考时尽管成绩优异，但为了减轻老父和妹妹的负担，仅仅报了个两年制的大专班，毕业后涉足商场，逐渐成了气候。但正是由于磨家坨唯一的成功，他和他的家人遭受了坨里人无尽的嫉恨。在算命先生的无端挑拨下，坨里人对他的父亲和妹妹进行了令人发指的折磨，老父惨遭毒打，妹妹被公开侮辱。然而，他回到坨子后的反应只是默默地投资打井、建学校，默默地和工人一起在工地上劳作。最后，在投资建祖宗祠堂的开工第一天，已经改名为磨家人的他被老族长、老支书一头撞下百仗崖底，摔得粉身碎骨。然而，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在杀人凶手磨七爷向派出所自首后，包括磨千里父亲在内的全坨人都证明是他自己不慎落下悬崖的。在我看来，《头狼》以这样的方式结尾，既说明了农村宗族势力和传统治理方式的强大，同时也说明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冲击下，这一势力和延续了几千年的治理方式注定要消亡，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

然而，我所关注的是，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磨千里的一系列行为呢？是他真的对传统势力屈服了吗？当然不是，因为他完全有能力把父亲和妹妹接走，起码可以把妹妹接走（老父自己不愿意离开磨家坨）。那么，就是他拿出来给磨雨雨看的、从磨家坨带到南方的一袋黄土了？而这袋黄土居然还影响到磨雨雨的一生，他每顿饭都要像离不开盐一样放一点黄土，“这习惯一直坚持到他年老过世”（286页）。那么，一个人对家乡的爱恨情仇居然可以物化到一袋黄土之中吗？

游子对家乡的眷恋，已经被2000年来的文学作品表现得淋漓尽致。唐人崔颢的“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已经成为思乡人的千古绝唱。可怜的崔颢，他是想在黄鹤楼上看到遥远的家乡开封吗？元人辛文房认为，李白登上黄鹤楼后，本来诗兴大发，但当他看到崔颢的诗后，感到无法超越，于是，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但我宁可相信，当李白看到这两句诗后，这位浪漫主义诗人想起了自己远在西域的家乡了，立刻“低头思故乡”，泪流满面，哪里还浪漫得起来？哪里还拿得起笔？

于古人，游子是偶然；而于今人，尤其是改革近30年来，在工业化、城市化大潮冲击下的中国人，游子就成为必然。如今，近2亿名外出打工者，绝大部分父母妻子都没有随之外出，有的由于生计所迫，多年在外漂泊，他们的情感，已经不是“思乡”二字能够概括了。赵本山主演的《叶落归根》就很好地反映了这个情感（顺便说一句，能够反映农民工生活和情感的文学作品太少了）。我的一位朋友，学狗叫达到了可以乱真的程度，细问起来，原来是十多岁的时候，被当时的村干部逼迫得外出讨饭达一年之久。农村狗多，讨饭要和狗“打交道”，自然就学会了狗叫。一个十多岁的孩子，现在在大城市里外出还要跟在父母的后面，而他却要孤零零地一个人讨饭，家乡对他意味着什么？爱乎？恨乎？80年代下半期他大学毕业时，说什么也不愿意被分配（那时候还包分配）到他家乡所在的地级市。家乡对他而言是伤心的地方啊。然而，当他上个月在北京和我面对面坐在一起的时候，却谈起了他家乡的旅游，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景点。他的感情是矛盾的吗？我原以为，人们对家乡的思念就是对父母的思念，而我已经把我的父母接到北京居住了，脑海里居然还经常浮现出当年走出家乡时记忆中的小村（以后尽管多次回去，但储存在大脑中的记忆居然十分顽固，不肯更新）和村头我家的小院。难道我是在怀念那座旧宅吗？外出开会或者讲学，经常有朋友问我：你是北京人吗？我总是慌忙回答：不，不，我是山东人。好像我做错了什么让别人产生了误解。实际上我在北京生活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在山东的时间，但北京对我始终没有家的感觉，自己始终像飘在空中的浮云。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头狼》的结尾处，青年女学生把在磨家坨旧址上拍下的照片取名为《根》，并获得了联合国大奖。那么，我辈根在何处？还是那个面目全非的小村吗？

李飞黄著：《头狼》，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