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12月28日，沈从文生于湖南凤凰县；1992年，沈从文的骨灰由其家人护送回故乡凤凰，一部分安葬于听涛山下，一部分洒向沱江清溪之中……一颗痛苦的灵魂，一个微弱的声音，曾经在20世纪的中国大地上游走回荡，他总使我想起荷尔德林、卡瓦菲斯等异域异族的行吟诗人。事实上，沈从文漫长的后半生几乎哪儿也去不了，命运判定了他只能呆在北京的历史博物馆跟那些古代的服饰和器皿打交道。我觉得，这种万般无奈的境遇对于作家而言，也是可以考虑接受的。米·布尔加科夫干过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助理导演，胡安·鲁尔福为了养家糊口，也不得不在墨西哥的土着居民研究所里谋份差事。

    虽然沈从文也曾企图以刀片割腕，一死了之，但是，劫后重生似乎让他变得更加警觉，甚至有些疑神疑鬼。在给诗人荒芜的书简（1978年9月19日）中，沈从文这样写道：“世事倏忽多变，持平守常，在人事的风风雨雨中，或可少些麻烦。”有意思的是，沈对于写作秘诀的一个经验之谈就是要“耐烦”。在这以后的岁月里，沈从文仿佛成了刚出土的文物，竟能引起国内外文坛的广泛侧目，甚至进入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遴选视野，并有机会胜出。然而，越是倍受关注，沈的态度也越发地谨慎小心，就在因为心脏病复发而去世的前几天，沈还对他的研究者们再三强调，“不要宣传我……要提防有人枪打出头鸟。”看来，经惯了沉沉浮浮，沈的名利心早已减至为零。生命的最后十载，他曾亲赴美国讲学，在当地的文化小圈子里产生了不小的反响。一个叫金介甫的西方学者甚至夸赞沈从文的创作成就远在莫泊桑、纪德这些“二等名家”之上，直攀西方开宗立派的小说巨擘“福楼拜、斯特恩、普鲁斯特”。这里我们要纠正的是，沈从文的特异之处，在于他以多民族杂居的湘江流域为描述对象，呈现出一幅幅温婉或苍凉的风俗人情画面。不论是水手、军官、矿工，还是弱女孤雏、多情的妇人，沈的笔下从来不乏优美和悲悯，读之可使人欣然忘俗，或黯然伤神。完全可以这么说，“五四”以来到解放的三十年新文学，到今天还能奉为经典的作品不多了，小说方面有《呐喊》、《传奇》、《死水微澜》、《呼兰河传》以及沈的《边城》和《长河》，相对而言，茅盾、巴金、老舍和路翎等人的长篇巨制多少显得陈旧、不合时宜了；散文一块，沈的《湘行散记》、《湘西》和《从文自传》独树一帜，澄明如水，远非林语堂、梁实秋、朱自清、何其芳等同一时代作家所写下的大量的或幽默恬淡或涂脂抹粉的文字可堪比较。要想在一篇短章里尽述沈从文作品迷人的语言魅力，实在是力不能逮。但是，很显然，与福楼拜小说《包法利夫人》叙述的精雕细琢、斯特恩的《特雷斯特安·薛迪》（又译《项狄传》）一再离题的散漫、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细腻繁冗相比起来，沈从文多情而活泼的笔触更讨人喜欢。

    我还记得在给中文系学生上写作理论课时，其中谈到写景的作用，举证过《贵生》的开篇：“贵生在溪沟边磨他那把镰刀，锋口磨得亮堂堂的。手试一试刀锋后，又向水里随意砍了几下。秋天来溪水清个透亮，活活的流，许多小虾子脚攀着一根草，在浅水里游荡，有时又躬着个身子一弹，远远的弹去，好象很快乐。贵生看到这个也很快乐。天气极好，正在城市里风雅人所说‘秋高气爽’的季节；贵生的镰刀如用得其法，也就可以过一个有鱼有肉的好冬天。秋天来，遍山土坎上芭茅草开着白花，在微风里轻轻的摇，都仿佛向人招手似的说：‘来，割我，有力气的大哥，趁天气好磨快了你的刀，快来割我，挑进城里去，八百钱一担，换半斤盐好，换半斤肉好，换一斤肉也好，随你的意！’”

    你看沈先生写得多么细致而亲切，充满了生命力。这段文字也使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汪曾祺小说《受戒》的结尾：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汪曾祺是沈最得意的门生，也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最好的汉语作家，即使是像《陈小手》这样的小短篇，也够张贤亮、刘心武、蒋子龙等那个时代所产生的一大批庸才学习上一辈子的。当下的中国文坛，鱼龙混杂。“什么都不写，一定活得合理得多。”这是沈从文在给他的学生赵瑞蕻的赠书《边城》上所写的题字，我相信每个热爱沈先生及其文学作品的读者，都会感到一阵颤栗。

    西方学者史景迁把沈从文与他的同行们比作希腊歌剧中的合唱班，“恐惧而又着迷地注视着舞台中央结局已定的人与神的搏斗”。其实，像沈先生这样被流放的歌者，他永远都不可能站在“舞台中央”，而只能栖居在少数人的内心深处，至少，他并不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