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历史着作，《史记》的最大特色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但是，鲁迅先生又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又如何理解呢？我以为，鲁迅的评论，触及到了司马迁《史记》与屈原《离骚》所共通的某种理想主义精神和特色。也就是说，司马迁写作《史记》，在如实地反映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同时，还以炽热的感情探求着他心目中的理想。这种探求，主要是通过对历史上具有某种理想性格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来体现的。这就使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史记》人物传记，带上了某些浪漫主义色彩。

    为了突出地表现历史人物身上的某些理想精神，塑造出高于世俗的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人物形象，司马迁在艺术表现手法与也作了一些新的探索，显示了某些与现实主义不同的特点。

    第一是传奇式笔法的运用。司马迁在表现某些英雄人物的浪漫性格时，常常采用一种传奇式的写法，故意删去情节发展中某些应该交代的环节，给读者造成一种悬念和迷离恍惚的感觉。例如，司马迁对聂政行刺韩相侠累，有这样一段描写：

    聂政直入，上阶利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

    这里，聂政的“自皮面决眼”实在是一桩令人猜思的奇特举动。在一般情况下，作者应该交代主人公在当时的想法。司马迁却没有这样做，而是直接引出其姐聂荣赴市哭尸一节文字，让她在与市人的对话中，才加以点明。这就使情节的发展，呈现出了传奇式的跳跃，而聂政的英雄形象也被赋予了某种浪漫情调。又如司马迁写郭解的被徙茂陵，突然插入了大将军卫青为其说情的文字；写冤主杨季主家上书，又不知被谁“杀之阙下”：轵地的儒生才攻击郭解不久，就被刺死并割去了舌头。在这里，卫青怎么会给郭解说情的？是不是郭解方面有人请托？刺杀杨季主家和割去儒生舌头的凶手又是谁？这些情况，对于与郭解同时又同乡的司马迁，事后都是可能掌握的：将它们交代清楚，也是情节发展所允许的。但司马迁偏偏不作交代，还故作神秘地述说，直到最后也不知道究竞是谁为郭解这样做的。这样一来，卫青的说情就变得突兀而蹊跷，杨季主家和儒生的被刺，也更加令人捉摸不透了。整段文字迷离恍惚，使郭解这个人物蒙上了一层神奇的色彩。

    第二是高度的艺术夸张。这对于表现人物的某种浪漫性格和超乎寻常的智慧才能往住是不可缺少的。作为一部历史的“实录”，司马迁《史记》一般不运用夸张手法。但是，在描写少数他所敬仰、赞赏的带有理想色彩的人物时，司马迁就情不自禁了。例如，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描写这位失败英雄在东城“快战”中的情景是：

    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嗔目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一位胜利追击的骑将，居然因为项羽的张目一叱，就吓得退避了几里路，这不是极大的夸张吗？但如果不是这一夸张，又怎能表现出项羽那盖世无双的英雄气慨：又如《滑稽列传》写淳于髡谏说齐威王之前的形势是：“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谏”。但是，淳于髡一进隐语谏说，齐国的形势就立刻大变：

    （齐威王）於是乃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赏一人，诛一人。奋兵出击，诸侯振惊，皆还齐侵地。威行三十六年。

    这种只因一番隐语，便使得齐国出现乾旋坤转的情景，简直令人无法置信。但是，它在表现淳于髡那“岂不伟哉”的超人智慧上，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类夸张、渲染的运用，在《刺客列传》、《李将军列传》、《魏公子列传》中，都有很好的实例。

    第三是传说的穿插和个别情节的虚构。司马迁描写的某些理想人物，虽然在历史上真有其人，但他们的某些事迹，却有不少出于传说。司马迁就常常借用这些传说，来增强故事的传奇色彩，表现人物的特异性格。例如《留侯世家》”写张良亡匿下邳，就穿插了一段“圯上遇老父”的神奇传说。这位老父也怪，偏偏看上了张良“孺子”，故意把白己的鞋子丢到桥下，要张良去取来给他穿上。接着又约张良相会，两次都因张良后到而怒斥他。到第三次——顶回复飞耳噗哧位粉丝初级粉丝1 2楼良夜未半往。有项，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下黄石即我矣。”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

    这样的奇事，显然出于民间的传说。司马迁用它，主要是为了表现张良那善于忍耐的性格。同时，它又使作者笔下这位“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王者师”的形象，具有了神奇的色彩。

    有时，为了深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并造成一种悲壮的氛围，司马迁在不改变基本事实的前提下，还虚构一些情节。《刺客列传》描写聂荣之死就是如此。据《战国策·韩策二》所记，聂荣赴韩市认聂政之尸，并无市人劝她不要相认的情节，而且她最后的死，也不是“於邑悲哀而死”，而是“自杀”。因此，司马迁的下述描写，其情节就带上了很大的虚构成分了：

    市行者诸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国相，王悬购其名姓千金，夫人不闻与？何敢来识之也？”荣应之曰：“闻之。然政所以蒙污辱自弃於市贩之间者，为老母幸无恙，妾未嫁也。亲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严仲子乃察举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泽厚矣，可奈何！士固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绝从，妾其奈何畏殁身之诛，终灭贤弟之名？”大惊韩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

    这段对话，声泪相应。凄怆悲壮，把聂政借躯为知己报仇、至死不愿连累同胞手足的情肠，巾帼英雄聂荣的大义，表现得淋漓尽至、夺人心魄！这样的细节虚构并没有妨害作者笔下的人物保持其历史上的真实面貌，同时又突出地表现了人物的某种理想主义精神境界。

    第四是神奇的联想。司马迁在描写人物时，并没有以神奇的想象代替事实；但在他自己的“论赞”中，却时或生出一些奇特的想象。我们知道，司马迁人物传记的论赞，不仅表现作者对笔下人物的历史功过的评价，而且常常对他们的事迹有所补充，对他们的精神、品格有所概括，有时甚至对人物的形貌、肖象也有所刻划（如对张良、李广、郭解等），很有“画龙点睛”之妙。因此，在许多场合，我们是不能将它与传记正文截然分开的，它在塑造人物形象上，实际上已与传文汇成了一个整休。唐人刘知几指责司马迁“始限以篇终，各书一论，必理有非要，则强生其文”，“史论之烦，实萌于此”（《史通·论赞》）。正是没有看到司马迁的“论赞”在塑造人物形象上的这一重要作用。司马迁在论及自己理想的历史人物时，所生出的那种奇特的联想，尤其如此。它们能给作者笔下的人物，增添许多光彩，如《项羽本记》的论赞中有这样一段：

    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俊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之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诸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由项羽的“重瞳子”，联想到在古时代的圣王大舜的重瞳子，并把项羽设想为大舜的“苗裔”。这种联想还不奇特么？但正是这种联想，为读者展开了神驰遐想的广阔天地。

    类似的联想，在《留侯世家》、《管晏列传》、《李将军列传》、《刺客列传》等论赞中，都有或多或少的表现。特别是《管晏列传》，司马迁在评述了管仲、晏子的功业、品格以后，紧接着无限神往地写道：

    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生在汉代，竟然设想要为四百年前的晏子“执鞭”。想象的奇特，正表现出处于黑暗现实中的司马迁，对理想中贤相的思慕之强烈。反过来，不也可以说，正是这一奇想，使传文中晏子这一形象的光辉，突而穿破几百年历史的云层，而直接照射到了作者所自生活的当今世界了吗？

    在上述人物传记中，司马迁表现了他强烈的理想追求，倾诉了对于贤臣将相、游侠刺客、礼贤公子、仁人义士高贵品质的何等深切的思慕，同时又发泄着对于黑暗的专制暴政的多少僧恨和不平！可以说，司马迁是把自己的全部感倩，都化到了《史记》之中，倾注到了自己所塑造的历史人物形象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