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的中国诗歌版图（之4）

北京—1960年代：

    “太阳纵队”和“X诗社”

    仍是北京，时间再向前推。中国现代诗更早的影迹，可追溯到六十年代。

    1963年，张郎郎与张久兴、张新华、董沙贝、于植信、张振州、杨孝敏、张润峰等，在中央美院正式成立了诗社“太阳纵队”。其《章程》开篇便宣布——“直率地说：这个时代根本没有可以称道的文学作品……”。文革初，张郎郎又编辑16开地下杂志：封面是铁栅，用红色透出两个大字：自由。

    文革开始后，太阳纵队遭遇很惨：张久兴在军队中服役时自杀。甘露林也在军中自杀身亡。张郎郎被抓。逃跑后被通缉，归案后被判死缓，坐牢10年……在与朋友们匆匆分手时，他在一本子扉页上写下：相信未来——这一张回忆录中的纸条，成为食指《相信未来》一诗原创性的因果疑点。我从来不相信这个诗歌史上的所谓疑案。我只是把它当成历史的巧合，当成悲愤年代囚徒发出的相似吼声。一句话与一首诗，远不是一回事。天才从来不需要被人摇醒，在时局壁垒森严的七十年代，没有怀疑与反叛精神而写出纯粹的诗，几乎不可能。

    时间再向前推。更早的五六十年代之交，郭沫若之子、北大哲学系的郭世英组织了地下沙龙：X诗社。很快被破获，全数被捕。郭士英最终自杀。

    那个年代，文学结社本身即罪过。这些中国现代文学的先行者们为此付出了比后人十倍百倍的苦难，甚至生命。任何苦难皆有代价。任何苦难皆有果实。一条暗中的文学通道，已经遥远地伸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