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州回桃源，书是教不成了。找到联校，校长知道我参与了（此处省略2字）运动，直接让我远离讲台。回到家，除了看书，就是吃饭，睡觉，发呆。那段时间，对前途感到一片茫然。但是，一想到二十多岁的大男人，不做事啃父母，很难受，这不符合我的性格，于是开始想起了做生意。

    先是筹了一点本钱，再次奔赴广州，在一个战友的帮助下，找到广州近郊专门贩卖走私产品的集散地，在那些毛坯房里，和神神秘秘的走私贩，用半生不熟的广东话讨价还价，买进了一批电子表、磁带、电子计算器，然后到各个镇去推销，卖的货款还不够餐费、路费。很快，就连本带利赔了个精光。

    亏光本钱，又暂时老实一阵。在家写诗，写散文，写了投稿，却连邮票也买不起，便去打零工。正好一个亲戚承包了一段319国道的维修，要人，干一天7块钱，我便去了，等撒沥青的车一过，我的事儿就是拿起铲子往路中间铺沙子，炎热天里，光起膀子，挥汗如雨，毫不吝啬自己的汗水。那时邮票8分，干一天，能买到一沓邮票，稿子投出去，便有了一份期待。一旦稿子发表，便等待稿费，用稿费称两斤肉，喝两杯酒，等于给自己一点奖赏。间或也干点农活。日子就这样不紧不慢地混着。

    除了修路，还帮人盖房，挑灰桶，上屋梁。一天下来，可以挣一包烟，10块钱。但我总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1990年上半年，我和在山东招远挖金的堂弟联系后，揣着父亲为我筹集的200元路费，兴冲冲地跑到招远去淘金。每天下井，打炮眼，推矿石。晚上摊在床上，浑身象散了架似的。我们住在当地百姓遗弃的房子里，四面透风，十多个人，挤在一个大炕上。再累，我也睡不著，就打着手电筒写诗：该腐朽的必然腐朽/我认识金星/懂得照亮别人的意义……那时候，我已经发表了不少诗歌，我把这些发表的诗歌贴成一本，去找招远县的一个文化馆长，希望能谋个轻松的事情，用我自己的话说，“扫厕所都行”。那馆长很热心，特地给他的一个金矿朋友写了介绍信，我拿着介绍信去找那个老板，结果还是下井作业。于是，只好安心和几个老乡在一起，每天卖力气。休息的时候，大伙喝酒，我则跑到海边，独自去看海。我甚至几次想去拜访同在烟台栖霞的著名作家张炜，只是担心冒昧，人家不理，才未敢造访。

    到了下半年，父亲发来电报，说是招工，要我赶紧回家。虽然干了几个月，但工资没有结到一分，考虑招工事大，当工头的老乡和堂弟七拼八凑总算把我的路费筹齐。那年秋天，我成为水电站的一员，给父亲代班，每天的工作就是“巡渠”，把从王家湾流下来的水，送到雪峰山下的万千田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