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圆战术”是整体性思维和个体性思维的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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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圆战术”是一种整体移动进攻战术体系,由两条移动路线有机组成,缺一不可,辩证统一。一条为基本移动路线,所有人都必须遵循不得随意改变的移动路线,即原则性。一条为变化路线,个体根据基本移动路线的变化态势和机会出现后的选择性移动路线,即灵活性。其中,基本移动路线是前提和基础,变化路线是升华和延伸;基本移动路线意在彰显整体的内在有序融合机制,变化路线旨在张扬个体的独立个性;基本移动路线意在“圆”,变化路线重在“方”。篮球比赛是多名球员参与的整体与个体有机结合的活动,既需要整体有序的融合(圆),又要体现个体的独立个性(方)。篮球是团队的运动,总的来讲,依赖战术比依赖个人更奏效。
“画圆战术”的基本移动路线要求球员按照“传球——反方向移动掩护——拆入——通过双掩护或连续掩护拉出——新的拆入——新的拉出“的循环移动,实现了球员之间内在机制的有序融合,体现“圆”,而其变化路线的”策应、挡拆、突分、传切(反跑、反切)等移动跑位则表达了球员的独立个性,彰显“方”。“画圆战术”巧妙的将事物发展和谐的整体与个体的矛盾统一融入篮球比赛的整体进攻战术体系之中,在整体中张扬个性,在个性的张扬中诠释整体。
在“画圆战术”移动路线中,基本移动路线表达的是整体性思维,变化路线演绎的是个体性思维。“画圆战术”
通过基本移动路线和变化路线的融合将整体性思维与个体性思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把团队发挥与个人展示有机的统一在一起,将战术与技术联结在一起,从体制机制上解决了团队与个人的矛盾,实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良性互动。
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观首先是“和谐”的世界观,强调天人合一,强调整个世界的和谐与统一,也就是强调事物发展的整体观。“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精神,也是中国传统的系统论,它包含在传统文化的诸要素里,也体现在文化整体结构中,使中国文化具有一种内在的融合机制(圆)和独立个性(方)。
这种和谐的世界观在篮球战术配合组织的关系上必然奉行
“在整体之中把握局部,在局部之中体现整体”的准则。而在技战术的运用上必然把握“在战术中运用技术,在技术运用中体现战术“的原则。关于整体的重要性,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早就有有先见之明,他的名言“整体大于局部之和”雄辩地应证了中国传统和谐思想闪烁的睿智光环。
整体性思维,或称系统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主体,它表现为“天人合一”的认识观。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它具有渗透性、继承性、稳定性等特征。中华文化习惯于把人类和万物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在对事物的认识上注重整体思维,讲究思维的全面性、整体性、综合性。这种整体性思维方式渗透于哲学、科学、宗教中医等各个领域,贯穿于外交、生产以及一切日常生活的实践中,一代一代地被人们继承下来并使用着,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整体性思维在中国发源很早,到《易经》成书时,已经有完整的阐述。《易经》通过卦画、卦的排列和卦爻辞所表现的整体思维到《吕氏春秋》一书里更加具体化。《吕氏春秋》对诸子百家的学说进行了综合构建了一个从内容到形式完备的整体性思维系统。
思维方式与哲学既有紧密联系又有区别。哲学有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思维方式包含面更广所起的作用更大。如果说哲学是对客观事物运动及其变化规律进行,那么思维方式则有事物运动引导其变化的功能,具有动态性。概括地说,中国古代哲学是经历“道”一“理”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在整体思维理论影响下完成的。辩证法关于“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阴阳互济,“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等理论,都是在“道”的大系统下操作的。“齐万物”、“吾忘我”的理论也是在“道”的大系统下运作的。宋代周敦颐从《易经》的理论框架出发,把宇宙的发生发展具体展开为由无极一太极一阴阳两仪一五行四时一无穷万物的系统,把宇宙的发生演化和结构结合起来,为宋代的形成奠定了本体论基础。张载进一步发展了庄子的形气转化学说,建立了“太虚即气”的自然观,并把“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对立统一作为社会规范的依据,以保持社会系统与天地系统的统一。朱熹综合前人的理论,用“理”字来概括它,他的“理”,不仅包含前人所论的“道”的内容,也包含具体人事的道理、规律等内容,这与《易传》中所说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有较大的不同,可以说是“道”、“器”皆有“理”在其中。从整体思维的角度考察,宋代哲学发展到一个高峰。整体思维方式影响并贯穿于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过程。
个体性思维是个体独自进行的思维活动,是西方传统思维方式的主体。在早于庄子近一个世纪的希腊城邦内,民主政治正以其惊人的速度迅猛发展。当时,古希腊哲学界出现了智者派。其著名的代表人物,便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普罗泰戈拉。他曾经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事物不存在的尺度”。他这里所说的”人“,其实就是指”个人“。普罗泰戈拉肯定了个人的选择权,把个人本位放在万物之首。因此,他可以被认为是西方哲学中最早提出”个体性“这一说法的人。普罗泰戈拉确定并肯定了个人的价值,对于古希腊罗马时期对个人的认识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同时也影响了后世的哲学家,为个人主义价值体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到了亚里士多德时期,哲学家们对个人的认识进一步趋于成熟。肯定个人价值的这一思路,也被哲学天才亚里士多德认同。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是柏拉图的学生,也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在他所著的《形而上学》一书中,他明确指出:“事物只是个别的存在,如果没有这样个别性,它就全不存在。真实就在认识这些事物”,“每一事物的本体其第一义就在它的个别性——属于个别事物的就不属于其它事物;而普遍则是共通的,所谓普遍就不止一事物所独有”。可见,这位哲学前辈主张一般只存在于个别事物之中,哲学的任务在于说明具体事物存在和产生的原因。
整体性思维与个体性思维的源头分别在中国和西方。中国古典哲学家为整体性思维开创了先河,西方古典哲学家也为个体性思维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以及由此形成的观点与西方人有着很大的不同,具有东方文化的独特性。圆内有仁为上善,方中无我是真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方圆之道哲学思想的真谛。也是”画圆战术“蕴含的中国文化。从人生价值取向来看,中国人最重视仁,孟子说,仁者爱人。仁者是充满慈爱之心,满怀爱意的人;仁者是具有大智慧,人格魅力,善良的人。仁是礼与义的根本。仁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厚意,从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厚意建立起人与整个世界的关系。古人论仁首重孝,从孝心一路扩充出去,仁爱及于乡里、社会、国家、天下。仁与孝是中国人心灵的中心价值。表现在现实生活中,中国人以家庭、家族为重,重视敦亲睦邻,并进一步忠君爱国。历史上的理想人格典范,比如杀身成仁、舍身取义都从这个价值取向而来。在篮球比赛中,注重整体多。
相形之下,西方现代人生的个人和个性主义倾向则非常重。人生的价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为了个人和个性的完成,以个人和个性的完成作为人生的终极价值。与此冲突的,如果说婚姻遭遇困难往往以离异为终。如与社会发生冲突,则仍更多坚持个人基本权利和个人特质的获得。表现在篮球比赛中,强调个人单打多、个人英雄主义倾向更加明显。
整体性思维与个体性思维分别是中西方传统思维方式中最基本、最突出的特征。任何民族文化的主题都决定其特定的思维方式,相应的这种特定的思维方式也充分地凸显出该民族的文化主题。这两种思维就像是硬币的正反面,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思维体系。
中国人的思想和心灵有一种比较重视整体的思维倾向,西方则有偏重于个体的思维倾向。举凡中西方人生内外生活的各个方面所偏重,几乎都可以用这番话来概括,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中国人不重视个体,西方文化、西方人不重视整体。这只是文化有一个比较偏重的方向。比如中国的“和谐”文化讲的就是内在融合(圆)与独立个性(方)的统一,既强调了整体,也关注了个体。
整体性思维即“一盘棋”思维,通常从整体的角度去把握,从事物的普遍联系中分析其内在的规律性。讲的是通力协作,相互支持,上下联动,就是大局意识,整体性思想,在“画圆战术”中表现为基本移动路线的固化性;个体性思维即“一条龙”思维,强调从局部入手,化整为零,一项一项去解决。讲的是岗位规范,履职标准,最大限度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就是个体意识,个人活动。在“画圆战术”里表现为变化路线伸缩性。
”画圆战术“将整体性思维(战略、战术、策略、团队)和个体性思维(技术、认知、身体、个人)相互融合、有机统一,创新设计并形成了”团队配合、整体篮球、智慧篮球、战术至上、崇尚技术“的篮球理念和战术风格。
分享自李晓波画圆战术 《战术思维是战术意识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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