篮球场历来是高个子的王国，高空作业是家常便饭。而像我这样的身高，虽然没有恐高症，尽管明明不适合与篮球为伍，但我还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很多关心我的人担心把我扔进篮球场，等于是在把羊送进狼窝。好在我对篮球的理解与高个子的想法大不一样，常常超出他们身高的范围，所以几十年都能化险为夷，爬篮球的高山如履平地。虽说我一上场打球就面临很多尴尬，但作为控球后卫，比如用不着我去抢篮板球，都要别人抢给我，在高人如林的森林里，我也抢不到。比如不能扣篮，常常传球给同伴，看别人扣篮而激动。常后悔自己为什么不长得更高一点，但人生没有后悔药，毕竟篮球是自己挚爱的选择，选择了就需要去面对，包括尴尬。何况，抢篮板球也不是我这样身高的人的事，因此常常尴尬并快乐着。

在我的篮球记忆中，最尴尬的一幕发生在２００２年夏天的昆明。我出差到省城参加一个会议，由于我所入住的云南军转培训中心离我的母校云南师大不远，所以吃过晚饭后我想去母校打打球、发发汗。１９８３年，我考入云南师大政教系读书，之后入选校队，身高的原因只能司职控卫，作为校队队长，管着比我高的１１人。沈克勤、马云锋、曹刚、崔跃林老师都先后担任过我的篮球教练。２００２年，体育系尚未迁到龙泉校区，还在“一二一大街”师大校本部的后花园，田径场静静地横卧在碧绿的草地上，夕阳下到处运动的剪影。下了几个台阶就是篮球场，篮球场还是我多年以前读书时的那四块场地，球场是用铁栅栏围住的，四周的法国梧桐依然伫立在那里，茂盛地张开绿叶，见证着我毕业后15年学校的变迁与兴盛。不同的是水泥球场变成了沥青球场，我由青年步入中年，15年不见，早已物是人非。昆明的夏天凉爽极了，校园空气中弥漫着熟悉的味道，夕阳在天边打着盹，还没有想要落下去的样子。此时，四个篮球场已是人潮涌动，人满为患，一拨拨地打着半场。高校酷爱篮球的大学生每天傍晚都是在篮球场上度过的。我当年在此落脚也是早早吃过晚饭便来抢占场地，天天如此，稍慢一步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在球场一角，一看打球的身高和块头就知道是体育系的学生们正在打半场，三人篮球赛，三个球定胜负，胜者留在场上，败者下场，再换另一拨人与胜者决斗。我在旁观望，这些学生虽没有多少技战术含金量，但半场还是打得火星直冒，多是些单打独斗、匹夫之勇，体育系学生也不过如此，过去也是这样。于是，已逾３７岁“高龄”的我多次要求上场参与比赛，却多次被牛高马大的体育系学生拒之场外，令人大伤自尊，尴尬得不行。现在想想，这种现象也属正常，如果我是体壮如牛的高个子，见一个陌生的矮个子且年龄不小了的人来请战，又不知道来人的球技如何，也会拒绝的，毕竟这种非正规的对决牵扯到输赢胜负，不服输与好斗都是年轻人的天性，我也理解他们的心情。就这样，一个半小时过去了，他们充沛的体力还没有消耗殆尽，我依然没有得到任何一组学生邀请与许可，只能在场外干瞪眼。我本来是想愤然离开的，但这口恶气没出，我不能就这样走了，我相信机会总会等来。

天色渐晚，挥汗如雨的汉子们开始一拨又一拨地离开球场，最后只剩下瘾大的五人迟迟不愿离开，还在兴奋地投着“散篮”。我当年在师大读书时也属于瘾大之人，不到天黑是不会收场的。于是我再一次请战参与比赛。他们思考片刻终于同意我的请求，于是六人分开“三打三”，其中一个讲镇雄话的昭通籍学生与我分在一边，由于他也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我是他老乡，所以他不开恩地再三叮嘱我只能帮他们掷界外球，其他的就不需要做什么了，好大的口气。我连声说好，当时我只能忍口小气，否则，这“仇”就没法“报”。

比赛开始了，我在后卫线上给他们传球，基本上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我投篮运球突破得分的权利都被他们给剥夺了，只能给他们打“掷界外球”的工，我在场上纯粹是一个地道的旁观者，就连球的边边都没沾到。几个回合下来，我所在的一组被打得十分狼狈，输的很惨。第二局我实在看不下去，也不管他们同意与否，开始放手一搏，我接连突破，对手防不胜防，频频得分，当对手注意我的突破时，外线投篮也是百步穿杨。于是对方开始包夹，我开始妙传，招招制敌，助攻他们轻松得分。这时他们才发现我似乎不是一般的篮球爱好者，倒像是一个隐居山林多年刚重出江湖的老手。我心想，你们这群臭小子，猖狂啥！这块场地十八年前就是我的主场了，我打球的时候，你们还穿开裆裤呢！不过我没有表现在言语上，与不懂事的人较劲不是我的风格。在他们敬佩的目光里，我逐渐有了支配篮球的话语权，带领他们打出了一个又一个漂亮的进攻后取得了胜利。

天色终于黑了下来，大家都不说话，我知道他们是在为近两个小时不让我打球而惭愧。这时的我已经没有刚才的尴尬与怨气，毕竟他们还是年轻人，不经风雨怎能见彩虹，何况我这样的身高在篮球场的确容易引起别人的误会或者看“麻衣相”，我从心底里原谅了他们。看着他们窘迫与尴尬的表情，我连忙打破沉默，开始关心起他们在学校的读书生活。这时，一个好奇的学生忍不住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我是昭通人。

他看了看我的身高后接着又问：“你认不认识昭通一个叫李晓波的？”我说我就是呀。这时候他们的脸再一次红了起来，我那镇雄的小老乡红得最灿烂，连声道歉，同时脸上洋溢着一种兴奋和尊重，他说：“我是从小听着你的名字长大的，只是没见过面，真是不好意思”。我说“没什么，不要紧的，别放在心上，都是我这小身材惹的祸”。我问他们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他们说：“你的名字是体育系教篮球的老师们经常提起的一个名字，一个来自昭通的曾经在师大篮球场上赫赫有名的名字”。原来这个人就是我，真是不打不相识，不打还打不出这些故事！

听了他们的叙说，我很感动，虽说尴尬了这么长时间，虽说这样的尴尬是我打球几十年里碰到的最尴尬的一次，但没有这样的尴尬，我与他们之间就不会有后面的交流与相识，也没有这样尴尬后的幸福。半场斗牛结束后，我被年轻的后生们邀请到他们的宿舍，继续畅谈关于篮球往事以及技战术的细节，顺便告诉他们什么是“画圆战术”，他们听得云里雾里，啤酒倒是喝了几件。离开母校这么多年，还有老师经常在一拨又一拨的师弟面前提起我当年打球的浪漫故事，这不能不说是我的幸运与幸福，我再一次感到自己当年来云南师大没有白来，书没有白读，球没有白打。就凭这一点，我下辈子还读云南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