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F, XZ 一对,和我）曾经同窗6年，从11岁到17岁。F 是班长，第一名，名副其实的才女。只有她考试发挥不好的时候，我们这些虾兵蟹将的名次才会上去。家长会后，父母总要唠叨：F 如此这般，你呢？我就很不屑：大人也要做追星族。

我在中学里是那个戴付眼镜，谁也不理的黄洋。倒不是装深沉，只是很害羞。绝不会没话找话说，有话也要想想是不是要说。我的情商好像是零。不是班上的男生没有魅力（他们都很有魅力的）。在那漫长的,没有课外活动的日子里，我躲在家里看外国小说，没有和他们上街捣乱（他们自称像是王朔小说里的人物）。我没有发现别人有恋爱倾向。结果我们班成功了3对，令我吃惊。(我们班总共才30多人。据说这3对都是在外地读大学，毕业后回到扬州，恋爱结婚。他们现在居住上海和海外。）

再次和 F 见面，愣了一下。20年过去了，免不了仔细地打量。大概2分钟后，我就认出了中学的同窗。其实一点也没有变，还是瘦瘦的身材和熟悉的表情。记得我曾多么羨慕她的苗条。我从来没有胖过，但是一直想减肥，也算是壮志未酬。现在想来，那困扰了我多年的事是那么次要。

我的两男孩慢慢开始和 XZ 的儿子 E 女儿 S 玩耍。我拉了 S 的手，惊叹她的纤纤细指。F 说她的女儿也有这样的一双手。我只熟悉小男孩粗胖的手和勇猛的动作。贤惠的 X 说现在你只需要和他们体力格斗，过几年就要斗智斗勇。一眨眼，大宝和同龄的 S 用沙发枕头开始对打。

我们互相介绍。 F 和她的同事在外资企业，跑了许多国家，见多识广，倒显得轻松大度。我们的生活虽然繁忙但是简单，所以大家都不世故。吃饭的时候我们很幼稚地谈起政治问题，回忆标榜当年的动乱经历。谈到酣处，居然有小小争论。Tiananmen 会不会有个说法？我说会，50年之内。 Z 说不会，因为不再重要。

谈到有些国人不够自信，对外界舆论过于敏感。Z 提出一个概念：农民。我们大哗：农民怎么了？我们都是农民后代。Z 拿出旧日团支书的威严，说：听着，农民泛指那些为了生活历经艰辛而积累财富的人（不是靠出身家境轻松过日子）。他们有一些深层自卑感，却貌似狂妄自大，心里总是不平衡。不消说，所有的移民（包括移到上海，北京，东京，美国，澳洲）都是农民。其实美国就是一个农民国家，她的价值观是农民的，而不是贵族的，所以老被欧洲人取笑。笑笑无妨。

饭后去看了州政府。正好有示威抗议，反对禁止同性恋结婚的法案。我们立马签名支持，给两宝宝贴上支持标签。还看到一位硕大的美丽“阿姨”和支持者们拍照。支持同性恋结婚的法案一定要靠普通人民（尤其是异性恋者）的支持才能通过，这就是民主的过程。

和老友们走在 Sacramento 的街头，免不了想起儿时的琐事。我们都知道谁当众哭过。谁上了讲台，呆若木鸡，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去野炊，有个很能干的男孩掌厨，烧了许多菜（他后来成了大老板，事业坎坷，炼就了一身武功）。女孩子却不会烧菜，只好烧热水。结果土灶头还塌方了，一锅水把火浇灭。我们这群丑小鸭也会有人娶回去做了妻子，总算没有错过了花期。

听说有些老友已经进化得认不出了，我愿为他们祝福。眼前的朋友们，我相信下次见面，我还能在几分钟里分辨出他们无比熟悉的面孔。好像逝去的岁月只是一片薄雾，在暖阳的照耀下消失得无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