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毕沅纪念馆
    
    毕沅纪念馆位于灵岩山景区大门对面的“砚石山房”。那是架空建在池塘边的一幢建筑，三间歇山顶平屋，四面玻璃木窗，非常朴素平淡。

进门的屏风上挂着一块“砚石山房”横匾，下面是《毕沅纪念馆前言》。屏风
两侧庭柱上挂有楹联：“香水濯云根奇石，惯延采砚客；画廊垂月地丰花，曾照浣沙人”。看得出来，那是为“砚石山房”配的对联。毕沅纪念馆是借用“砚石山
房”临时布置的。今后肯定要迁至已经建好的“灵岩山馆”。

纪念馆陈列的内容比较简单。不过，粗粗浏览一遍，大致也能了解毕沅的生平事迹了。毕沅（1730—1797），字纕蘅，又字秋帆，自号灵岩山人，祖籍安徽休宁，出生在江苏太仓镇洋。毕沅自幼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母亲张藻，字子湘，为娄东才女，不仅善诗能文，而且学问渊博，著有《培远堂集》。毕沅6岁时，由母亲课督，读《诗经》，讲《离骚》，授声韵之学。11岁时，送至灵岩山拜一代名士沈德潜为师。后来，毕沅高中状元，赴陕西上任时，母亲撰写了54句270言的《训子诗》，殷切期望儿子“不负平生学，弗存温饱志。上酬高厚恩，下为家门
庇。”张藻病故后，乾隆赐“经训克家”御匾，予以褒扬。毕沅时刻铭记慈母之恩，将其宅第的大厅命名为“经训堂”，诗文集为《经训堂集》。

乾隆十八年（1753年），毕沅参加顺天乡试中举，被授内阁中书，撰拟结写诏令。后入值军机处，担任素有“小军机”之称的“军机章京”，负责撰写谕旨、记载档案、核查奏议。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参加会试，毕沅及其同事诸重光、童凤三均榜上有名，接下来还要参加殿试，方能进士及第。殿试前夜，毕沅与诸重光、童凤三在军机处轮值夜班。诸重光、童凤三与毕沅商量，留毕沅一人值班，他们回寓所复习功课。老实巴结的毕沅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是夜，陕甘总督黄廷桂关于新疆屯田的奏折批转到军机处，毕沅随手翻阅了这份奏折。次日，进入殿试考场，对策题恰是关于新疆屯田之事。毕沅刚看过奏折，胸有成竹，对答如流。只是由于书法一般，阅卷官将其列为第四名。而呈送给乾隆皇帝评卷时，乾隆见毕沅的那篇策论写得言简意赅，深刻透彻。即钦点毕沅为第一名状元，诸重光屈居第二，为榜眼，童凤三列二甲第六名。这便是后世流传“老实人中状元”的故事。

当年，毕沅以翰林院编修的身份随皇帝参加每年一度的耕种籍田仪式。典礼结
束，乾隆忽听林中有鸟鸣声，便问身边的人：“布谷与戴胜是一种鸟，还是两种
鸟？”毕沅应声答道：“回禀皇上，戴胜就是布谷鸟。”并简述两种名称的由来。乾隆皇帝含笑首肯。接着要毕沅以“戴胜降于桑”为题赋诗一首。毕沅援笔立就，乾隆大悦，便有重用毕沅之意。那时，西北地方多事。没过多久，乾隆就将毕沅调至甘肃巩秦阶道，即担任甘肃巩昌府（今陇西）、秦州（今天水）、阶州（今武都），一府二州的行政长官。后来，又先后任陕、豫、鲁巡抚，及陕甘总督、湖广总督，身居要职近30年，成为乾隆朝重臣。

毕沅身为一方督抚，十分重视文物保护。他担任陕甘总督期间，曾发起重修周公墓，新筑了文、武、成、康四座陵墓，修葺了乾陵、茂陵、西安明城墙，杨贵妃墓、及西岳华山的诸多文物古迹。毕沅曾写过《过马蒐坡咏古》诗十首，其一：

斜谷铃声暮雨昏，石羊亡走卧空邨。

合欢堂上虚金屋，不向秋坟覆丽魂。

在湖广总督任上，毕沅主持重修了黄鹤楼，延请名人为之刻石书额。毕沅博雅好古，酷爱金石文物。在陕西巡抚任上曾广泛征集汉唐以来散于民间的古碑石碣，归集于西安碑林，为后世保存了大量古碑刻等文史资料。

毕沅礼贤下士，爱才若渴，身边名士云集，有孟尝君遗风。清代学者章学诚、洪亮吉、邵晋涵、孙星衍、段玉裁、汪中、史善长等都出自毕沅幕僚。毕沅虽贵为
重臣，却秉性温和，常与幕友诗文相酬，切磋文意。有时还吸收幕僚参与行政决策，这在清代官吏中较为少见。常州学者洪亮吉在其《更生斋文甲集》中说：“毕沅爱才尤笃，人有一技之长，必持币聘请，唯恐其不来，来则厚资之。”

毕沅博学多才，于经、史、诗、金石、文学、音韵无所不通。他一生忙于官场，却笔耕不辍，著述甚丰。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续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宋代大文豪司马光主编的，是中国历史上与《史记》齐名的一部史书。宋代以后虽有人续写过，但大都不够完整，且谬误百出。毕沅决心续编此书，亲定体裁，通纂全书，又得到当时的史学家邵晋涵、章学诚、钱大昕等人的参与，经过20年不懈的努力，四易其稿，终于编成《续资治通鉴》。全书220卷，计230余万字，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下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与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正好衔接，填补了我国编年体通史的空白。梁启超评价说：“此书出而诸家《续鉴》可以废矣。”建国后，《续资治通鉴》中一篇《岳飞》被选入初中教材。

毕沅高中状元之后，几乎一直在外面为官，很少回苏州老家。但他对故乡还是有深厚感情的。为了年老时叶落归根，先后在苏州营造了几处宅园。先是在黄鹂坊桥东建了一座“毕园”，后又购朱长文之 “乐圃”。乾隆四十年（1783年）在他少年时读书的灵岩山南麓修了一座“灵岩山馆”。灵岩山馆历四年修成，占地四五十亩。但是，在他去世之前没有进过灵岩山馆。直至在湖南军营中病逝，才归葬灵岩山东北麓之上沙村。

毕沅一生为官近30年，仕途并非一帆风顺，曾有三起三落。或许是因其“以文学起”“军旅非其所长，易为属吏欺蔽。”的缘故，毕沅在任上虽尽心竭力，但总不能令皇上满意。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毕沅在陕甘总督任上被参“折捐冒赈”，降三品顶戴，停止俸廉；担任湖广总督时，因对陕西戕官案缉查不力，降回巡抚任。之后，因湖广王占魁“传于邪教，欧毙差役”之事未奏报朝廷，降补山东巡抚，摘去顶戴花翎，罚缴湖广总督养廉五年，再罚山东巡抚养廉三年。乾隆六十年（1795年），在湖广总督任上，湖南石保三造反，毕沅赶赴常德、荆州督饷，随后克当阳等地。嘉庆元年，湖南枝江人聂人杰等叛乱，毕沅自辰州（今湖南沅陵）赶赴枝江镇压。次年六月突感手脚麻木，皇帝赐服“活络丸”，七月病逝于辰州大营，享年66岁。毕沅去世后，谥太子太保。然而，不到二年即被追夺谥号，田产资财全部抄没。据《清史稿》记载，嘉庆四年九月，皇帝上谕：“迄今匪徒蔓延，皆由毕沅于教匪起事之初，办理不善，其罪甚重。昨又据倭什布奏胡乔仑经手动用军需底帐，毕沅提用银两及馈送领兵各大员银数最多，……倘若毕沅尚在，必当重治其罪，今虽已身故，岂可复令其子孙仍在官职……”于是，夺其袭爵，没其家产，
灵岩山馆则以“营兆例不入官”被留了下来。然而，不久灵岩山馆又为虞山蒋氏所得。咸丰年间，灵岩山馆毁于太平军战火。

毕沅去世后，清代著名诗人赵翼(常州武进人)写过一副挽联：“羊祜惠犹留岘首；马援功未竞壶头”。羊祜，晋朝大将，曾镇守襄阳，在位时勤政爱民，受人尊敬。去世后，有人为他在岘山顶上立有碑纪念。人们登山来到碑前，想起羊祜生前的恩惠，往往为之堕泪，被称为“堕泪碑”。故上联说，羊祜给民众的恩惠犹留在岘山顶上。马援，东汉名将，曾率兵到达两广、安南及海南岛，称伏波将军（今海口有伏波庙，三亚天涯海角景区有马援铜像）。马援62岁时远征武陵五溪蛮夷。据《马援传》记载，五溪有两条道可进，从壶头路近而水险，从充则途平而运远。马援急于进军，建议走壶头。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然而，贼军乘高守隘，水急浪高，船不得上。加之酷暑，士卒大量生病，甚至死亡，马援也病倒了。人困马乏，进军受阻。有人报告皇帝说马援指挥不当。皇帝派梁松前去责问马援，并代为监军。梁松本来对马援有成见，趁机说马援的坏话。于是皇帝大怒，收缴了马援新息侯印绶。这便是下联说的，“马援功未竞壶头”。全联借古讽今，为毕沅死后的结局鸣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