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春节前的事了，有机会再次重返江西鲤鱼洲一游。由于文革期间曾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时光，所以再次见到曾朝夕相伴的田野草木，似有一份特殊的情感。

    我是69年10月随母亲一起去的那里，前后约有两年的时间。当时北大的干部、教职工有相当一部分都去了，同去的子女也不少，在那里建起了北京大学江西农场。71年离开后，听说农场被大水淹了，曾感到有些遗憾。这次实地去看，才知并无此事。
    现在回忆起来，那段生活经历很难得，许多事现在想起来似乎都有些不可思议，大学的教授们为什么要到那么艰苦的地方去劳动呢？在那种生存环境下人如何能保持积极的精神状态呢？但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一切都很正常，大家好像都非常自觉地参与到了紧张、艰苦、繁忙的劳动、建设中。
    我无法了解大人们的内心世界，但从各种形式的表象中，确实看不出有什么抵触情绪。广播中、会议上总能听到各种各样的体会文章，对走“五七”路，接受锻炼、改造好像都很认同。难以用现在人们的认识和眼光去解释当时的情形，凭我的感觉，那时人们的表现是相当真诚的，许多著名的教授干起活来都很玩命，且劳动后体会也很多，每当农场举行交流会，都会出现不少生动的报告。
    每天早晨都要开学习会，知识分子会总结的的特点是很突出的。如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那时就很会总结，常听到他的发言，也听不大懂，只记得他每次发言都很长。记得还与这位教授一起参加过一个座谈会，好像是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后，场部组织的，我是作为中小学生代表去的，也发了言，讲的什么可是一点也记不得了。
    北大、清华的农场后来都交给了江西生产建设兵团九团，现已改名为五星垦殖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