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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位普通教师与一位普通学生之间的故事: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
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部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 (鲁迅《藤野先生》)
当时,鲁迅的成绩是中等偏上,在142名同学中排名第68名,平均分是56.5分,其中藤野先生所教的解剖学为59.3分。(就连藤野本人后来也这样说,“在我的记忆中,周君不是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
藤野还说:“周君上课时虽然非常认真地记笔记,可是从他入学时还不能充分地听说日语的情况来看,学习上大概很吃力。于是我讲完课后就留下来,看看周君的笔记,把周君漏记、记错的地方添改过来。如果是在东京,周君大概会有很多留学生同胞,可是在仙台,因为只有周君一个支那人,想必他一定很寂寞。”(选自藤野《谨忆周树人君》)
很明显,藤野并没有偏爱鲁迅的意思,他只是认为应该帮助一个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而且这个学生没有同伴。作为教师,不是每一个都能这样做,不是每一个都看得起来自弱国或落后地区的学生,但藤野做到了。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日本学生认为鲁迅比他们考得好是因为藤野私下漏了题目,虽然藤野所教的解剖学鲁迅考了59.3分。从鲁迅的愤怒中,我们也能体味出藤野的正直、公平与善良。
也许有了这样的教师,也促使鲁迅对日本人一直有着公正的评价,例如他说:“即使排斥了日本的全部,它那‘认真’的精神这种药,还是不得不买的。”
因为“幻灯片事件”,鲁迅看出了中国人灵魂的麻木,大受刺激,于是弃医从文,开始了改造国民性的历程。“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鲁迅《藤野先生》)
藤野先生的关心,是鲁迅日本求学中的很温暖的回忆,许多年之后,他饱含深情地回忆起自己的老师: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叫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再后来,送日本青年学者增田涉回国,鲁迅有诗相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