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生刀客|令狐琅

   年的脚步，快得来不及去期盼、去回味——像儿时那样，刻下几个关于年的片段。虽然光阴早已将自己的角色改变，但每当年三十晚围坐岁火，每当上元节凝望窗外的万家灯火，三十多年前的某些片段依旧如期而至——身体里岁月的年轮总会被抹平，好似一瞬间回到了生命的原初、记忆的起点……

   那时的年，是安静的、温暖的、慈祥的、和美的。那个年月南方没有暖冬之说，冰雪是寻常所见的，柴贵没有火烤，孩子们手上大多长满冻疮，寒风袭来时单薄的身躯与单薄的衣物都只能无奈地坚强。但我和姐姐对父亲早点升起岁火的期待不是因为冷——只有在岁火的光影中，过年才算开始。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只有在那一刻才会停下手中的活儿，她笑盈盈地端出早已备好的荸荠、甘蔗、花生、瓜子，我们宁愿用眼睛去品尝这些平时不会有的吃食——如果姐弟之间偶尔会为吃食而争执，那么此刻决然不会，而是打心底相互礼让。这些吃食中，姐姐喜欢甘蔗和瓜子，我喜欢荸荠和花生——或许这是姐弟俩当时对食物分配的一种默契，不曾想却成了后来真实的喜好。

   现如今，每当感冒发烧，荸荠都会成为我比药还管用的东西——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伊人发现了这个小秘密。要说削荸荠，我的水平比伊人强，能将皮儿削得很薄很薄。伊人或许不会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削荸荠总是塞给她和孩子，自己却很少吃——潜藏在我心底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削荸荠的过程，我可以忆起儿时的温暖，可以传递朴素的温情，可以诠释我对“家”的理解。

   父亲会在每次添柴后，怡然地喝几口酒，满足和陶醉与酒香一起弥散开来。他偶尔会用筷子蘸一点酒去逗我和姐姐，我们连连摇头说不敢——在我和姐姐心底，年三十晚的酒是父亲的专供，是绝对的“成人用品”、“少儿不宜”。那时，无论是父亲还是我们姐弟俩，或许都不会想到这种“逗”多年后竟然成了真实。要说酒量，我和父亲可能合起来都敌不过姐姐；要说酒风，我和姐姐对父亲从来都是敬而不劝。只要我们仨聚一起，准要喝点儿。

   正如杨慎那句“隣墻儿女亦无睡，岁火天灯喧五更”所描绘的，岁火无眠，人亦无眠。子夜一过，姐姐会去帮母亲为年饭做准备，我会和父亲一起写春联。父亲只有小学文化，而我也不过小学在读。面对红纸，提起毛笔，父子俩总能在零星的“十八响”鞭炮声中打磨完成。看着共同创作的春联贴在门两旁，我们每每都自鸣得意，所用词汇也每每是“春回大地”、“大地回春”之类。

   现在的春联都是父亲从集市上买的，每年都不一样，但我仍然会像儿时一样，过了子夜便与父亲一起贴春联——他贴，我扶梯子，然后一起念几遍，好像对联仍然是我俩共同创作的一样。我也试图叫自己的孩子和姐姐的孩子一起来贴春联，但他们说外面冷，不愿意出门。那一刻我知道，习惯尚可以传递，记忆却是无法传递的——扶着梯子帮父亲贴春联的人，只能是我——他们，将是另外的记忆。

   初一年饭过后，孩子们对食物的强烈渴望开始转变为对玩儿的热切期待——花鼓戏，是那时候唯一的艺术形式，大约从初十开始，到元宵节推向热闹的顶峰。这种地方花鼓戏不能算戏曲，其实就是一种民间曲艺，一个丑角加一个花旦，以戏谑的形式去表现生活、宣泄情感、营造喜庆。孩子们其实听不懂唱词，但也会跟着大人们起哄，追着戏班走很远很远。每年，都是那几个戏班；每年，都是那几对角儿；每年，都是那几出老戏。没有人会挑剔演员的水平，没有人指责他们是“钉子户”，演的和看的，年复一年同样的投入。

   当知道城里元宵节有彩灯和花车后，我就每年都吵着去。不是每个乡下人都有“资格”去城里看花灯的，城里得有亲戚家可以留宿——城里小姑家便是我们元宵节的据点。说是看花灯、彩车，其实不过在听锣鼓喧天、人声鼎沸。每次父亲都抗着我，不停地走动，以为我能看到点什么，而我总是在他的肩上睡着了。一觉醒来，已过了十五——年，也就过完了。

   现在想来，每年都赶在年三十之前回老家，其实就是在那个特定的时间找寻关于岁火的记忆，在那种记忆中，自己永远是个孩子。但到元宵节时，早已上班多日，无法再陪伴父母身边了。如今的乡下，花鼓戏也已消失多年；父亲，只能陪他九十多岁的母亲看电视里的彩车、花灯了——或许，他们母子俩，还有我的母亲，都会在电视机前打瞌睡。不知道，他们的梦里会是怎样的岁火、怎样的上元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