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生刀客|令狐琅

    百家讲坛成就了易中天这位“学术超男”，“品三国”也把百家讲坛的人气指数推到了巅峰，虽然栏目“汇集百家学养，追慕大师风范，和平开放胸襟，通向大众桥梁”的理念并没有改变，但无论谁在这个平台上开坛设讲，好像都无法重现往昔“易中天品三国”的火爆场景了。电视传媒盛装包裹着的，从来都是短暂的青春靓丽——在繁华散尽之前，央视已经注意到了这种“介质的宿命”。让易中天重返百家讲坛，以“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为主题，意在使百家讲坛再起波澜、复现峥嵘。但这次易中天既没有博得追捧者的热烈褒扬，也没有引来棒喝者的激烈抨击，其冷淡效果离百家讲坛栏目和易中天自己的预期越来越远，原因只有一个：易中天并不适合讲“诸子百家”。

    当初易中天虽然在仓促间开始品三国，但他的思路是明晰的、安排是巧妙的、方式是大胆的。以“品三国”的名义，在《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之间来回游移。这种用“史志”解剖“演义”、拿“演义”比照“史志”的方法，其实是一种文化勾兑。所谓“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的路径，就是这种解剖、比照手法的预先设计。

    故事，是杂的；人物，是死的；历史，是远的；文化，是虚的；人性，是弱的。易中天很好地把握住了路径、脉络、节奏，精选故事，使人物鲜活起来，拉近历史焦距，叠加文化元素，直逼人性本身——这无疑是易中天能大红大紫的不二法门。很显然易中天在“先秦诸子”上花的精力比品三国要多，做的准备也更加充分，但为什么这次的效果与预期相去甚远呢？原因大致有两点：其一，麻辣教授有了顾忌；其二，先秦诸子不比三国。

    说到麻辣教授的由来，人们对易中天品三国时的幽默、调侃、正说、戏说手法记忆犹新，这种大胆尝试可说是对以往说教式传道的一次颠覆，他所面临的巨大压力也因老百姓的普遍认可而卸载，他身上那种湖南人的精明与湖北人的灵光所综合而成的油滑、自我也最终被世人谅解。其时的易中天无顾忌、有目标：借助百家讲坛这架“通向大众桥梁”真正走向大众，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哪怕这种方式有些冒险），他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但在“先秦诸子”面前，易中天开始谨慎小心，显得有些举轻若重起来，他明显多了许多顾忌：一，声名鹊起的易中天难免为声名所累，并且当时抨击者给他内心留下的印痕远比追捧者留下的要深，患得患失、左右摇摆的人难以突破自我；二，深谙美学之道的易中天对“审美疲劳”一词再熟悉不过了，品三国尾声时观众的反响已经明白地告诉他：故技不可重演，杂糅了表演的讲授方式只能是点缀而无法形成风格常态，也只能点到为止而不足以无限延展；三，先秦诸子这潭水的深浅易中天是知道的，不像三国故事那样为百姓所熟知，弄不好就贻笑大方——那些抨击者并没有忘记他，“缄默”有时意味着“一剑封喉”，他当然不愿意被人挑出硬伤而让抨击者成为讥讽者。

    无论与他自己的“品三国”相比（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还是与王立群的“读史记”相比（从一代帝王汉武帝入手，以问题引出故事，以故事讲解人物，以人物解读历史，以历史启迪智慧），易中天“讲诸子”的“预先设计”都显得很不合理，甚至有些逻辑混乱。“三国”虽非易中天之专攻，但他能“以大见小”，有条不紊地将历史事件、人物性格鲜活地展现；王立群研究《史记》长达四十年之久，信手拈来皆学问，随心所欲亦文章，足以“以小见大”。可以说，他们都找到了比较合适的切入点，选择了巧妙的表达方式。但“先秦”是一段被称作“轴心时代”的历史，简单的横向或纵向都无法准确表达，易中天在“先秦诸子”与“百家争鸣”的连接处显露出了力不从心。

    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墨家、法家，其思想都是经过了“历史漂洗”的，或者说经过了后世的取舍（尤其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其原貌有一定的距离，这是在百家讲坛这个“学术-普及”平台上必须厘清的东西。易中天显然省略了这个环节，不是他没有意识到，而是这个“厘清”所要担当的学术风险远比“品三国”的风格风险要大得多——他所能做的，只能是在已有史实上下点“表面功夫”。但先秦故事远没有三国故事那样深入人心，何况还平添一个古文今译的环节，使得趣味性陡然减去了一大半。

    先秦诸子，除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还有许多已经被历史尘埃所淹没的“家”，百家争鸣的过程，也是这些“家”此消彼长、相互交融的过程，像易中天这样把一个个的“家”剥离出来“单练”，或者以儒家为参照系去简单比对，是无法破解中国人“文化基因”的。这一点易中天显然已经意识到了，但他毕竟只是浸淫了文化史，于思想史的研究积累还不够，对先秦诸子难以进行如此宏观的驾驭，使得他只看见了史料上的“诸子”，却忘记了文化意义上的“百家”，舍弃了思想层面的“争鸣”。

    既然是在做“文化基因”的解码，就得通过时间隧道将处在两个或多个时间段的中国人贯通起来，即使只做标注性的工作，也不至于论古忘今——这么远的时空距离，观众何以自行参透？这种“糅合”的本领应该是易中天所擅长的，他没有扬其所长，只因他在“文化比较”、“思想比较”上有其所短，弄不好就是牵强附会、无中生有。而古文今译的工作显然没有什么大风险，顶多以“口误”相搪塞。

    受众的选择是最真实的，也是最无情的，他们在“先秦诸子”里搜寻的，只是往日“学术超男”的影子，少了对内容本身的关注——先秦离他们太遥远、太古老、太深奥，而易中天却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有明星风范、越来越“像”学者。品三国，使易中天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速度超过了任何一位文化人——伴随着中国股市的飙升；讲诸子，是一个人们逐渐淡忘易中天的过程，也是一个学者应该回归本真的过程——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弥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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