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赖清辉

      缘于一位女大学生说嫁人就嫁“黄世仁”，使得这段时间里来《白毛女》的故事里的喜儿和黄世仁突然间火了起来，大家在茶余饭后讨论最多的是现在的人到底该不该嫁给“黄世仁”。

    我们通过读书、看电影等媒介经常可以看到描述旧社会的地主富豪欲抢占贫穷人家女儿为妻为妾，但穷人们的女儿宁死不从的故事。虽然那些文学作品脍炙人口，但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往往承担着许多政治教育任务。那些文学作品往往充分展现了旧社会里，穷苦农民的生活艰难以及地主阶级、官僚阶级对平民百姓的压榨，从而激发广大人民起来“闹革命”。

    旧社会的婚姻往往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基本上女人在结婚前根本见不到他的丈夫是什么样子的，不知道他是什么脾气，是什么背景，更不要说现代人们口口声声说的爱情基础了。那么对于那些穷苦人家的女儿而言，既然嫁给穷人或者嫁给地主富豪都不是自己愿意的，为什么不、为什么不能选择嫁给那些地主们呢？而且有学者认为旧社会的乡绅地主，并不像我们的文学作品中所展现的那样无恶不作，十恶不赦的恶霸。相反，当时的地主一般是意味着是“道德高尚”的人。

    如此来说，且不说我们不能肯定是不是穷人的女儿宁死也不愿嫁给强抢民女的地主；同样我们也不能十分的肯定，当时的地主是不是经常会霸占民女做妻做妾；甚至，我们都不能肯定的否认，当面临“嫁给地主还是嫁给穷小子”的抉择时，穷人女儿们，可能会选择前者。

    今天当我们再次看到《白毛女》的故事的时候，是应该继续对黄世仁产生咬牙切齿的狠，还是应该反问一下：这个故事，到底有多大的真实性？有学者研究发现，白毛女确实是存在的，但是黄世仁却是被杜撰出来的。

    所以我想，如果我们今天要讨论“现在大学生说嫁人就嫁‘黄世仁’”的新闻时，是不是应该先讨论一下“黄世仁”到底是什么人的问题。

    被杜撰出来的“黄世仁”是地主恶霸，欺男霸女。但是“黄世仁”所代表的现实社会中的地主，却是一方的道德表率，是乡绅代表，甚至是封建社会地方稳定的主要力量。可以说是地方民众紧紧围绕在地主为中心的四周。那么嫁给这样的黄世仁，又有什么好争议的？

    从舆论反应来看，如此“前卫”的观点，让许多人对新“白毛女爱情观”感到痛心疾首。让许多人感到不安:哀叹世风日下者有之；大骂“90后”脑残者有之；苦口婆心劝小女生迷途知返者有之。不过，这种反应是否有些过度呢？批评者可能被怒火烧红了眼，激愤之语多是建基于自己头脑中预设的虚拟标靶，而罔顾她们的假设前提。无的放矢的批驳，纵使声情并茂，也不具备多少说服力和正当性，只是一种对空发泄罢了。特定时期已经过去，现在“嫁人就嫁黄世仁”，更多表达的是一种价值多元的诉求。现在是的婚姻自由的时代，女大学生们的情感诉求理应得到宽容和尊重，即使“黄世仁”真的是个乡里恶霸，飞蛾愿意投火，又有什么关系？你就知道嫁给黄世仁的女人，不会是一只能够降伏恶霸的“大姐大”？

    同样从历史负担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会发现虽然所谓的“黄世仁”的历史不过是文学作品的创作，但是它仍就深刻的印记在老一辈人们的记忆里。可是这种记忆到了80后、90后那里变得淡薄了。她们看待一些问题的眼光是纯粹、轻松和健康的，一种健康的多元，一种摆脱了苦大仇深之后的轻松。我们不能说他们没有历史感和道德感，更多时候，他们只是脱口而出自己心中所想，带着这个年纪特有的天真、反叛甚或无知。对此，我们实不必眉头紧锁、惴惴不安，恰恰相反，我倒是认为，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如果现在的年轻人和那个时代的人们一样，有着强烈的阶级斗争观念，一见到“黄世仁”三个字便血压上升，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那反倒令人恐惧。社会的发展终究是一个整体发展的过程，不能说只允许物质进步，却让人们的精神停留在刻舟求剑的几十年前。

    当然，我不是说我完全赞同那些叫嚷着“嫁给黄世仁”的大学生们的观点。比如某大学蔡姓大一女生说：“如果我嫁给有钱人‘黄世仁’，可以拿他的钱捐给慈善事业，帮助有需要的人。”——这是多么扯淡的说法啊！人家黄世仁的钱是黄世仁的，你嫁给了黄世仁，凭什么就应该用他的钱做慈善？你想做慈善，凭什么又不拿出自己的钱来？

    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追求自己的选择，这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在追求自己的选择时，搞那么多所谓的“崇高目标”——这些崇高目标与当时那些反封建、打倒地主阶级的目标相比太渺小了——还没嫁给黄世仁，就开始惦记他的钱怎么花，我要是黄世仁，宁可自己拿钱去做慈善，才懒得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