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内容：李智勇：“中国式过马路”折射什么心态2012年10月16日03:09  人民网-人民日报

　　明知违反公共约定，但心里“冻结”了是非，只看那点儿小利益、小方便，背后是庸俗后果论在作祟

　　微博上最近流行一个段子，调侃国人集体闯红灯的陋习：“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并美其名曰：“中国式过马路。”转发此段子的人不少，有网友还加上自己的感慨：嚯！这是过马路啊，还是过景阳冈啊？靠人多硬拦汽车，忒不文明！

　　感慨归感慨，仔细一想，还真让这段子说准了。平常我们过马路时，这样的过法确实不鲜见。有一两个身影老老实实等变灯，还被同伴责骂：快点儿，别傻等了！许多时候，我们自己下意识也就随大流走了，一抬头：哎，这不红灯吗？我怎么过来了？

　　怎么会建立起这种“集体无意识”呢？说大一点儿，这跟我们的抉择偏好有关系。

　　为人们的抉择提供参考的尺子，大致有两把：一把叫后果论，一把叫原则论。后果论，简单说，就是预判行为的后果，有利则行，有害则止，趋利避害。好比说躺着看书有害视力，老低头坐着对颈椎不好，那就别这么干；适当的锻炼有利健康，那就坚持。原则论，则是做事情前先对照某种原则——或是社会的某种约定，或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合则为，不合则不为，不管行为会产生什么具体后果。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不合准则，不干。按照现代话说，违反程序正义，即便会取得好的实际效果，也不对。

　　这两把尺子，各有其适用领域，并无优劣之分。有时候，人们是两把尺子一起用，融合并济，利义兼得。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僵死的原则论和庸俗的后果论。庸俗的后果论，就是压根儿不问是非，不讲规矩，只言利害，甚至只看到眼前的蝇头小利，或者自己的小方便，就毫无顾忌，抛弃规则。

　　这种抉择偏好，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细节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高空抛物、践踏花草、无视红灯过马路……种种陋习，背后都有庸俗后果论的影子。其实质都是：明知违反公共约定，这么干是不对的，但心里“冻结”了原则，只看后果——逮着了，后果也不严重嘛。为了消解心中的不安，还常用“人家都这么干的”来做挡箭牌。

　　有人说，是不是可以加大对行人闯红灯的处罚呢？单从后果角度着手，行人闯个红灯，能罚到什么程度？再者说，处罚就得设执行者，生活的每个角落都得管起来，那需要多高的社会成本？建立是非观、规则意识，才是与现代文明接榫的正路啊。

现代快报再评(大林：中国式过马路，欠管)

在泰国旅游，当地导游曾经提醒说，在泰国，行人因违反交规被车撞伤撞死，非但得不到赔偿，家属还得去赔车主的损失。这个说法我也未考证真伪，但同去的游客果然再没有敢于横穿马路或闯红灯之类的行为发生。我想导游或许是出于安全考虑的“善意恐吓”，但结果至少说明一点，是非观、规则意识，有时更多是建立在规则的制定、和一个人对行为后果的判断上。当然假如泰国的规则果真如此制定，我也极不赞成，因为体现不了对生命的尊重，过于残忍。可是，对闯红灯等违反规则的行为治理，只以成本过高为理由，泛谈建立是非观和规则意识，如同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是非观和规则意识，不只是形而上的道德问题，更是个具体实在的法治问题。法治是最底限的道德，没有法治的严格，规则意识的建立恐怕遥遥无期。

各种司空见惯的恶习，诸如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中国式过马路，我们往往过于人性化，你看到多少行人因闯红灯而被罚款的呢？分明有章可循，却熟视无睹，变相的纵容加剧了恶习的传播。的确，在恶习治理的初期，看起来成本好像难以考量，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想连学校班主任都知道，维持班级纪律，只要把一两个调皮的孩子管好，一个班的纪律就都会好转。同样，不定期选择路段严格管理，对闯红灯者适当重罚，一段时间下来，情况一定会有好转，这就是示范的警示作用。而即使管理成本较大，如果和因为闯红灯导致的各种交通死伤相比较，轻重自然分得出来，毕竟生命安全大于一切。

最怕的只是一阵风，导致前期成本沉没但却效果全无，反而归咎于此种管理的无效，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或许你会说这样的管理要真正扭转一个恶习，周期是漫长的，可如果和只一味循循善诱的告诉大家要建立是非观、要有规则意识相比较，恐怕见效要快地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