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问责才能使官员增强责任心、畏惧感？

作者：好得很0303（热血冷眼）

    最近，一批“带病官员”“轰隆隆”被问责，“静悄悄”重新上岗，有些还被异地提升。官员复出机制的模糊，屡遭民众特别是网民的诟病。据欧洲时报报道，有内地传媒统计，2003年开始首开“问责”制后，已有逾1000名官员因工作失误而引咎辞职，但不少辞职官员最短3个月、最长1年又获得任命。这些官员的复出，使很多人都认为我们以前的问责有走过场、作秀的嫌疑。如果经常这样重重的举起，轻轻的放下，问责将毫无作用。只能使人心寒，将损害人民利益，不仅违背党心，违背民意，更损害党的执政能力之根。这样的问责还有必要存在吗？
    值得庆幸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2日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审了加强对党政官员的问责、选拔、任用、复出和巡察机制，以及对国企高层官员的工作廉洁作出规定。虽然具体条文尚未公布，但是民众对官员的监督管理特别是问责的效果有了更高的期待。
    如何实行严格要求、实事求是、权责一致、惩教结合的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问责必须使官员增强责任心、畏惧感，培养他们的服务意识，忠于职守。如何发挥问责真正的作用，值得我们深思，做到如下几点很有必要：
    一、问责必须真格化。乱作为、作为不力、不作为、无所作为的，甚至做出伤天害理，有损党纪国法的都应该被问责，而且必须认真的被问，被追究，不能流于形式。如果因为当事人是党员或者领导，就只对其进行轻微的行政处罚了事，因为当事人是正职，就只问一些副职，只打苍蝇不打老虎，菩萨般慈的心肠是不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必须用铁的手腕、酷的惩处，对于严重渎职、失职以及庸碌无能而误大事者，问责必须到位，无论官职多大、权位多高，触线了、犯事了，说明他已经不能适任了，职务就应该一撸到底，至少也应该明确降级降职。触犯刑律的，严格依法办事，甚至罪加一等。这样，官员才有畏惧感，才会有责任心，才能挽救更多人。否则，再严厉的规定、再严肃的条例，也不过如废纸一摞，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二、问责必须经常化。问责不能一阵风，不能搞什么风暴，只要是渎职、失职，就必须经常的认真的问。不能像现在，只止于上级对下级的问。问责必须是全面的、经常的，人大、政协、媒体、民众都有问责的权利。问责其实就是监督，就是责任。不能因为出了重大事件有人关注才问责，关注少就不问，这样才能防患于未然。大家可想而知现在上级对下级的问，如果上下级之间是亲戚朋友，或者有利害关系，上级是不可能认真问的。只有经常问责，全面问责，更多人问责，才能使官员有所畏惧，经常反思自己的行为，不敢乱来。那些权力官员才有可能认真办事，依法执政，不做出伤天害理，有损党纪国法的事来。
    三、问责必须制度化。巨大的权力就意味着有巨大的寻租机会，但我们太多有权力的领导、实权部门自身却缺乏外界监督，经常有权无责，尤其是一把手。制度不完善，最典型的莫过于《证券法》赋予证券监管部门20多项权力，其必须遵守的义务却只有“不得利用职务之便牟取不正当利益”，以及“不得在被监管机构中兼职”，而且均无细则。正因为如此制度，所以才会出现证监会因为王益案件很快就牵扯出7官员落马，而且都集中在发行和上市部的情况。这就要求我们对权力部门和大权在握的领导制定更严格完善的制度，同时加强监管。只有靠制度管人，减少漏洞，真正形成制度性威慑，使官员畏惧，不敢也不愿意以身试法，才能减少腐败。如果对“带病问题官员”复出都进行网络公示，不再是少数人知道，确实是人才，确实公正，也就不会被大家诟病，也有利于那些官员今后的工作。只有这一切成为稳定、必然的制度，才能给官员确定的预期。
    四、问责必须规范化。应该规范问责主体及权力，规范问责客体及职责，规定问责事由，厘定问责标准，规定问责程序。这主要包括责任的认定程序、问责的启动程序、问责的回应程序等。既要问责，也要让被问责的人申诉、辩解。规范化问责不应该是作秀，不是走过场，不是纯粹为了做给舆论看和讨好公众，不是为了眼前安抚死难者家属和平息众怒，而是要让那些有责任的官员为自己的失职渎职付出应有的代价，在问责中震慑官员，从而避免悲剧的重复发生。
    问责制度是法制政府必不可少的重要制度，而且也是法治国家、法制社会、法治政党必不可少的重要制度。只有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激发群众、社会组织、媒体等积极参与的政治热情，才能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和官员行为，保证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一切不良行为和后果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
    如果不认真问责整肃吏治，官员还是四平八稳的太平官，只能上不能下，有权无责，缺乏对民众和制度的畏惧，就不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什么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民主政治和实现社会公正就只能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