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明朝历史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许多重大事件的背后，都显现着这样一群人的身影——锦衣卫。在“明君当政”的年代，锦衣卫是除魔卫道、保卫国家稳定的英雄；一旦在昏庸帝王的领导下，他们就会摇身一变成为“乱世、害人”的恶魔。皇权强盛的时期，他们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势熏天；皇权旁落时，他们又往往沦为太监势力的爪牙。每当皇帝与大臣需要拉近“心灵距离”时，他们更成为皇帝送给大臣泄愤的工具……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群体，让我们一起回到明朝，拨开这重重的迷雾，探寻真相。

                     揭秘明代金牌“特工”——锦衣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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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屁股的潜规则和可怕的诏狱

    明代皇帝对于廷杖这种“不衷古制”的律外之刑，颇是偏爱，始终通行未废。他们特别喜欢用这种打屁股的办法，对朝臣进行肉体和心灵上的双重刺激和伤害。明代的皇帝，好象容易和大臣们搞对立，甚至有成心找碴之嫌。

明朝的皇帝，有爱打大臣屁股的惯例，而“执掌廷杖”的钦定项目执行人便是锦衣卫校尉。

虽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刑不上大夫”的传统，按照古礼，公卿若是有罪当诛，往往让其以自杀的方式体面地死去。起初，朱元璋也深以为然，颇守君臣之礼。洪武六年，工部尚书王肃因触犯法律，本应受笞刑，朱元璋还大度地赦免了他，诏命代罚几个月的工资赎罪了事。然而，鞭死永嘉侯硃亮祖父子，杖毙工部尚书薛祥，开廷杖之刑先河的，同样是这个朱元璋。

后来的明代皇帝，对于廷杖这种“不衷古制”的律外之刑，颇是偏爱，始终通行未废。他们特别喜欢用这种打屁股的办法，对朝臣进行肉体和心灵上的双重刺激和伤害。明代的皇帝，好象容易和大臣们搞对立，甚至有成心找碴之嫌。按照明朝的“祖制”规定，凡朝会之时，厂卫都会率领锦衣校尉五百名，列侍奉天门下，纠查大臣们的仪礼，一旦看到有不合礼仪规矩的，马上拥过去，剥下衣冠，拉下去就是一顿海揍。一直到万历时，才改掉这个陋习，不再对失仪者打板子，换成“罚俸而已”。

廷杖的场面颇有寒碜碜的仪式感。行刑地点设在午门前的御路东侧。行刑时，众官员陪到午门外西墀下，左边是太监，右边是锦衣卫官校，下列旗校数十人。监杖的司礼太监宣读完旨意后，旗校就用麻布兜将犯人的肩脊以下部分束起来。用绳子捆住两脚，四面牵曳，犯人俯卧，开始受杖。万历年间刑部员外郎艾穆曾和一位同僚亲历过批杖的情形。他这样描述道：“司礼太监数十人捧着圣旨过来，先是大喝一声：‘带上犯人来’。每一喝便有千百人大喊回应。然后再喝斥一声：‘跪下’，接着宣布皇上要杖打我二人，每人着实打八十大棍的旨意，然后开打，五棍一换，总共换了十六个人才算打完。每换一人，开打前都要喝斥一声：‘着实打！’喝罢上棍，共十六次，每次也都有千百人同声大喊回应。打完以后，四个锦衣校尉再用布包袱将犯人拖下去。

值得一提的是，廷杖的残游戏里，竟还有“潜规则”的存在。 据说司礼太监监杖时，一般通过暗示来掌握用刑的轻重，如果他的两只靴尖向外成八字形，那么犯人就是打一百棍也有活下去的可能；如果靴尖向内一收，那么犯人便是打上两三棍，也会要其性命。由此观之，行刑的锦衣校尉必须要经过专业的训练，方能把握好分寸。譬如正德年间，南御史李熙因弹劾贪吏而触怒刘瑾，被矫旨行杖三十。由于当时南京的锦衣卫好久没有行刑，手太生，还特地选了几个人，练习了好几天，才开始行刑，最后还是下手太狠，差点将犯人打死。

明中后叶时期，虽然皇帝的威望已无法与太祖相比，可恣意妄行的欲望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滥施廷杖更甚，太监也往往挟私施杖，致使许多律不至死的大臣当场被杖毙。明朝历史上有两个著名的廷杖大事件，一个发生在正德十四年（1519），因谏武宗南巡，廷杖舒芬、黄巩等一百四十六人，打死十一人。一个是发生在嘉靖三年（1524），因争大礼，廷杖丰熙等一百三十四人，打死十六人。

需要说明的是，明律本无廷杖之刑，廷杖也非死罪，皇帝只是期望通过法外用刑来镇压朝臣的离心倾向，以“天下骇然”的羞辱刺激，达到巩固皇权绝对专制的目的。明成化之前，廷杖官员时不剥去衣服，甚至会恩赐裹毡受刑，还算保持了几份其码的尊严，可到了正德朝刘瑾专权时，无论你几品大员，犯了事，照样都要脱光屁股开打，崇祯帝时，干脆就把廷杖地点设在殿中，明代皇帝肆意侮辱大臣的做法，可谓是空前绝后。士大夫最在乎的礼仪廉耻也都在屁股开花的同时，“销折殆尽”。而对于一介武夫的锦衣卫校尉而言，官吏们受刑时的窘态倒是成为他们谈笑的话柄，极力形容某官如何被他们剥去冠服，当众杖打；某官又是如何痛苦呻吟，哀告求饶。那些没受过廷杖的文武官吏，自然是闻之变色，听而生畏。

而锦衣卫最令人心惊胆寒的，还不是廷杖，而是锦衣卫狱，又叫镇抚司狱，也称为诏狱。如果说汉武帝时仍由朝官办案的诏狱，只是严刑峻法的政策失误，那么明朝的锦衣卫狱便是纯粹的人祸。明成祖时，锦衣卫分设南北两个镇抚司，其中北镇抚司专理皇帝钦定的案件，拥有自己的监狱，可以自行逮捕、刑讯、处决，不必经过一般司法机构，直接对皇帝服务，便是其直接上级卫指挥使也不得干涉。于是，独立于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系统之外的锦衣卫狱，愈发肆无忌惮，滥施刑罚。

据说镇抚司狱中的刑有十八种之多，最常用的是械、镣、棍、拶、夹棍五种，其中以拶最为厉害，能令人十指尽数折断。另有一种酷刑叫“昼夜用刑”，此刑以木笼内四面安装钉子，犯人坐在此笼中，稍一动弹，钉子就会扎入身体。正德年间刘谨创设了立枷之刑，镇抚司狱常常使用，立枷重达一百五十斤，被刑者昼夜带枷，几天就会死亡。魏忠贤时，将枷加重至三百斤，受刑之人更为痛苦，也更易死亡。据其他文献记载，镇抚司狱中的酷刑还包括断脊、坠指、刺心、挺棍、脑箍、烙铁及一封书、鼠弹筝、拦马棍、燕儿飞、灌鼻、钉指等等五花八门的刑罚。

天启五年，杨涟等人被下诏狱，魏忠贤的义子，北镇抚司指挥许显纯以追赃为名，对其非法拷掠，每隔两天，就对他们施一次全刑，所谓全刑，就是将械、镣、棍、拶、夹棍这几种刑具轮番用在犯人身上，血肉溃烂、求死不得，受刑之人惨不堪言。《明季北略》载，拷讯期间，用刑人员竟将钢针作刷，遍扫杨涟的身体，又用铜椎击胸，导致杨涟肋骨折断，最后用铁钉钉入杨涟头颅之内，使其立刻毙命。人死后，还故意要停留数日，等“虫蛆腐体”时，才用苇席裹尸，送出牢户。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