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国殇中的精神抚慰

历史选择谁来发声？希腊诗人埃里蒂斯说：“诗人是宇宙中一根柔软的纤维。”诗人是最敏感的一个群体，同样，诗人拥有最纯粹的灵魂和最原始的感动，在诗人那里都有一种天然的“情感的回归”，人类的“情感回归”在诗人那里表现得最为强烈。因为是灵魂让诗人发声，这个时候的回归是“灵魂的净化”，是“阴柔之美”。当荷尔德林与歌德对峙，像幽灵一样在人间行走，人们说，他可能比歌德的成就更高。虽然，艺术的高低之说，没有定准，但是，我们不会忘记这样的声音：“人将以神性度量自身，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一个人应该感觉到的是善良，是行走在宇宙之中的感恩，感恩生命的可贵和星空的浩渺，正像康德所说：“最让我敬畏的，一是头顶的灿烂星空，一是人内心的道德自律。”荷尔德林的声音丝毫不比康德的名言逊色。人、道德、感恩、时间、宇宙、存在等古老的话题均囊括在这句诗歌里。诗歌的情感回归，在另一个主题上应该归功于社会，他体现的是时代让诗人发声，诗歌的本质让诗人必须发声，因为要体现正义、良知、责任感和浓厚的人文主义的道德情怀。这个时候，诗人完成的是“自然个体”向“公共群体”的回归，体现的则是“雄性之美”。史泰因（Howard Stein）所谓的“人们对自身身体完整性的感受，和对团体（例如：国家）疆界完整性的感受具有领域等同性（coextensive）”[8]为这种“雄性之美”找到了理论注脚。

早在盛唐时期，诗人更多的是歌咏，这个时候，诗人终极目标是为了天下太平，大国天朝的梦想，诗人具有一种优越感，诗歌就是权杖，是荣耀。到了白居易年代，大唐国运急转直下，这个时候，诗人不再仅仅局限于理想，诗歌开始出现“指涉性”的改良和批判，诗歌创作有了自己的审美“纲领”。白居易在他的《策林六十九》中说:“大凡人之感于事 ,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可以说，白居易、元稹已重新审视诗歌的意义，并自觉向《诗经》和魏晋乐府的古风看齐，主张抛弃盛唐留下的浮华、躁动和过分的理想主义，让诗歌回归到古老的形式，真正为民代言，为国抒情，真正载“大爱”、载“大义”、载“大道”，真正为沸腾的现实发声。而艾青早年在《诗论》中所写的：“叫一个生活在这年代的忠实的灵魂不忧郁，这有如叫一个辗转在泥色的梦里的农夫不忧郁，是一样的属于天真的一种奢望。”[9]基于此，他写下了感人至深的诗句：“为何我的眼里总包含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爱得深沉。”诗歌成为“心灵火把”毫不为奇。

然而，人们不会忘记，在物质膨胀和工业文明共同“淬火”、挤压、锻打和砥砺之下，中国传统的诗歌之力、风度之美受到驱逐，诗歌成了某些人的心灵秘事和情感稳私，或以面目可憎的“口水诗”面世，或以谁也弄不明白的“荒诞诗”现身。诗歌的容颜变得苍白，诗歌的声音变得喑哑，诗歌的骨力变得脆弱，诗歌的精神变得混乱，诗人的位置也逐渐被边缘化。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以来，随着“大众娱乐”、“快餐文化”的兴起，严肃的诗歌艺术沦为极少数人默默坚守的“个人行为”。很长时间，诗歌的本质，诗人的使命被遗忘在偏远的角落里。人们很难从诗歌文本中找到“集体”的价值回归和“个体”的精神追求，更遑论社会责任和担当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四川地震灾难的降临，诗歌野性生命力从民间潜伏的精神土壤中脱颖而出，成千上万的诗歌创作者――无论是专业写家还是普通百姓，怀着巨大的热情，借助于网络平台、民间报刊和主流媒体，积极投身于慷慨悲歌的“诗歌复兴运动”中。诗歌洗去厚厚的污垢，重新焕发了青春。像以往的时代一样，诗歌应有的责任和诗人承续的使命，在整个民族陷入地震所带来的巨大悲痛之时，它成为全民情绪的“火山口”，成为最活跃的“精神烈焰”。诗歌的情感指向和审美价值也再次得到了回归，回归到“个体”与“整体”的时代共振中。

在这个数不胜数的创作群体中，无论是诗歌的数量还是艺术的质量，谭仲池都无愧于其中“佼佼者”的称谓。作者情感投入之真挚、现实感悟之透彻、创作热情之高涨、艺术追求之执着，都是令人感动的。在他的心目中，这一次创作的大爆发是对灵魂之痛的抚慰，是哀思之中的坚守，是大爱之中的定格――既然不能上前线，就让我以创作的姿态参加战斗吧――

孩子 你怎么不跟妈妈说一声/就这样快走了/你没有带书包/和爸爸给你买的电子琴/还有妈妈给你抱回的福娃//你走了 你的爸爸也走了/只剩下妈妈这盏孤独的灯/微弱的光闪耀在倾斜的家

《孩子 天堂冷吗》

读着这样的诗句，我们分明感觉到，在这样的国难中，任何一个人都不再仅仅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一个整体。所有的灵魂，所有的情绪，所有的力量，所有的价值，所有的关爱，都朝着一个方向汇聚，朝着一个方向流淌，那是呜咽，更是喷张；是抚慰，更是宣誓；是疼痛，更是旗帜――那旗帜，是诗歌家族与生俱来的、巨大的人文关怀和人道精神的旗帜。人性里最真的悲悯和爱得到了最快和最有力的传递，人性中最珍贵的社会责任感被重重地放置于每个人的胸口上。这里的一首首诗，一行行文字都在对灵魂进行有效的安抚和慰藉。它的力量昭示着：地震可以坍塌地表，但坍塌不了中国人的意志。因为，这不是某个集团或某人诗人的呻吟和独语，而是由整体触发的情感力量在全民族那里得到映射和喷发，这个时候，诗歌体现的情感汇合，是真正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所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诗歌的力量越过了疆域、族界和国别，它可以让国殇之中以及了解这种国殇的所有人产生心灵的共振，从而迸发出无限的悲痛和巨大的力量。这悲痛，这力量，是地震带给诗歌的“生命之火”，也是诗人谭仲池带给读者的“精神之塔”。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