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春，白天，他重新扛起锄头，打着赤脚又踏进那熟悉的水田。夜晚，他仍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读书、写作。1973年10月，他考取了浏阳师范学校，他的诗歌、散文又飘向了报刊。从此写诗、作文，一发而不可收。无论是教书、到县广播站当编辑、到县委办公室工作、到省委党校党政干部培训班脱产学习，他都不停地写呀写。

    他喝浏阳河水长大，除了参军那几年，他一刻也没有离开过这片热土。他熟悉这里，对这里一切充满情和爱。请看《筒车谣》：“带着大山送给的笛子/告别了绿色的故乡/从此，安家在河岸边/脚下银浪哗哗响……/有大山的力量/把河流举上山岗/有大山的意志/风吹不倒，雷劈不晃/把墨绿泼向田野/田野泛起层层金浪/把碧玉撒遍荒坡/荒坡披上春装……/如今，虽然电力排灌将你接替/你却仍在自己的岗位上歌唱/要用笛吹回青春的梦/让自己变成一条清悠悠的江。”

    现在他已是一个“七品芝麻官”了，他有自己应该做得更出色的本职工作。谭仲池深深地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不轻，生怕辜负了130万父老乡亲。他整天奔忙，下乡调查，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在路上，会有人突然挡着他反映问题，回到家里还来不及落座，敲门声又响了。他说，现在真忙，时间不够支配，也不能由自己来支配，是别人指挥县长，而不是县长指挥别人。他常常感到疲惫，又常常感到内疚，总觉得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还有那么多群众关心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全县经济发展还不快。但是，那“文情”又总是那样萦绕着他，想割也割不断。于是，早晨起床后的那个把钟头，中午回家等饭吃的半个来钟头，半夜又抽出个把钟头，以及其他一些零散时间，便成了他抒发文情的宝贵时光。1990年7月中旬的一个上午，他正在收拾行李准备出差南国，偶尔发现书桌上的《湖南日报》刊登了广西某边防师师长邓道生的书法作品。看那熟悉的遒劲有力的行书字，他仿佛看到了邓师长那英武形象、儒将风度和诗人气质。还是两年前的元宵节，他有机会去广西防城县，得以认识邓师长。是因为师长善书法好诗词，他俩一见如故，久之竟成了真挚文友。这回不知是友情的激动，还是邓师长的作品感染了他，他在离开家门前的片刻，在报纸边的空白处做起诗来：“走出翻卷着炮火硝烟的空间/望满目薰黑的焦土/飘浮着浓重的沉默和荒凉……/沐着阳台上碎金编织的晨曦/他泼一片雨的湿润和温暖/去浇艳束束春的斑斓、丛丛香的流光”。这首以《将军和鲜花》为题的诗，竟在20多分钟内完成了。

    谭仲池写诗，并不单纯为了发表，有些也没有发表，但他却自得其乐，视为一种享受。他说，写诗是转换一种思维方式，可以在政务繁忙之余，寻得片刻闲暇，达到自我松弛的目的，这比躺在床上歇息一会更为怡然自得。

    1989年9月，农业部部长何康来浏阳调查研究，转达了王震将军对家乡的拳拳之意。送点什么给老同志、老领导作纪念?谭仲池想到了一种特殊礼品——诗。他即席赋诗一首《将军情》：

    古城烟雨起苍黄，

    教语谆谆永不忘。

    义帜声威留故垒，

    将军情意系家乡。

    田畴绿涌千层浪，

    丝绢新添四化妆。

    国策英明人意好，

    光辉传统万年扬。

    何康部长看了十分高兴。不久，这首诗在《东方时报》上刊登出来了。

    日本议员竹之下先生来浏阳考察，临别时，谭仲池送给他一本诗集《芭蕉雨》。接过诗集，竹之下先生露出了钦佩的目光。

    县花鼓戏剧团创作了一出宣传计划生育的戏，原剧名叫《造福》，谭仲池看了以后，建议改名《石榴湾风情》。还有一出戏原名叫《赌祸》，他也建议改成《女人们的痛心事》。这一改，编剧、导演、演员还有许多观众都说改得好。

    “我无意当作家，也无意当‘官’。”他说这话很认真，看来是出自内心的。是的，当作家不容易，当一个大县的县长也不易。而要既当好作家又当好县长就可以说是难上加难了。他在这方面做得如何，我真不敢妄加评说。我只知道，他在这两方面都是勤勉努力的。在县政府办公室那里，我抄录了浏阳县1990年的一些主要数据：全县财政收入过亿元，工农业总产值116亿元，比上年增长54%；粮食总产65万吨，比上年增长31%，创历史最高记录；乡镇企业总收入过9亿，比上年增长近1亿……当然，这些成绩决不是他一个人的，他也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他不过是为此出过力而已。

    “青春的路筑进字里行间

    美丽的梦徘徊在无声的世界

    在青春的田野

    收割银色的岁月”

    谭仲池用这几句诗结束了与我的交谈。望着他两鬓开始花白的头发，对他“收割银色的岁月”这句话，我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