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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与“新江夏报”的交往

(2022-07-25 11:20:49)
分类: 乡居闲草

蹒跚学步写作路(四十五)

 

     后期与“新江夏报”的交往

 

    进入正文之前,有必要先就题目中的“后期”与“新江夏报”这两个词作个简要的说明。

这里所谓的“后期”,是相对于以前多次提到的“早年”一词而言的。我这里所说的“早年”,是指1988年至2006年我在张塘小学和在舒安乡政府两个单位工作的那段时间,是从十八九岁到三十七岁这个年龄段之间。现在说的“后期”,是指2007年到庙山办事处工作至今。

所谓“新江夏报”,是相对于2003年11月30日原《江夏报》停刊之前的《江夏报》而言的。《江夏报》原名《武昌报》,是原中共武昌县委的机关报,创刊于1956年。1960年,因国家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武昌报被迫停刊。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得到全面复苏,各项事业蓬勃发展。1980年,武昌报在这样一派欣欣向荣的背景下复刊。1996年,随着武昌县撤县设区,武昌报也更名为江夏报。2003年,根据中央关于报刊治理整顿工作的相关文件精神(中办发〖2003〗19号),江夏报于2003年11月30日出版发行最后一期后正式停刊,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这就是以前的老江夏报。

2008年,为了加强内宣工作,江夏区委决定,恢复《江夏报》,以内部资料的性质,免费赠阅到全区各相关单位。这就是现在的“新江夏报”。也就是说,老江夏报是一份可以面向社会征订、全国公开发行的正式出版物,新江夏报则是一份免费赠阅的内部资料性质的出版物,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舒安乡政府从事文字工作期间,担任着兼职新闻报道员,江夏报是我最主要的投稿对象。1994年至2000年这七年,我一共在江夏报上发了400来篇稿件,每年都是江夏报一等优秀通讯员,有时在年度优秀通讯员名单中还排名第一,跟江夏报有很深的感情。我曾经写过四篇记录自己与江夏报友谊的文章,分别是《人生旅途中最忠实的伴侣》(获得二等奖)、《感谢江夏报》、《照亮我人生旅途的福星》(获得一等奖)、《二十年不了情》。最后这篇告别文章让很多人看后都深受感动。如原武昌报副主编吴松林老师就曾说过,那篇文章令他“潸然泪下”;我在原单位的同事、时任舒安乡政协主席的余善清同志看了这篇文章后说,老陈的文章感人至深,比某某某的写得好,能够打动人心,等等。

其实,早在2001年五六月份,我第一次离开文字工作岗位之后,就基本上不再从事业余写作,很少写稿、投稿了。特别是发生“扶贫风波”、被勒令停笔后,更是非必须不动笔。

2007年,我离开舒安乡政府,进入庙山办事处,重操旧业,专职从事机关文字工作。在庙山,除了我来后的第二任主要领导刘谅军同志曾提出过“办公室要搞一点简报、新闻报道”之类的要求外,其他领导都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因此,在江夏报2008年复刊后至2010年之前这一年多时间内,我没有向江夏报投过稿,也没有主动跟他们打过交道。唯一的两次向他们提供稿件,都是受命之作。一次是2009年,为了纪念国庆60周年,根据区委宣传部的统一部署,全区各乡镇街、相关区直部门都要在江夏报出专刊,其中距离国庆节最近的一期,也就是9月28日的那期专刊就是庙山办事处的。单位领导把撰写这期专刊文字稿的任务交给了我。

江夏报属于四开的小报。这期专刊,占用该报第五版、第八版两个版面,相当于对开大报的一个整版。按要求,除开图片外,文字稿篇幅在四五千字左右。我先拟了一个方案,确定了专版主题是坚持科学发展创建两型社会”;总的原则是篇幅简短、亮点突出、覆盖广泛,争取把庙山的成绩与亮点尽可能展现出来。为此,主要内容分三大板块:一是基本情况简介;二是项目建设与经济发展板块;三是社会发展板块。除了第一部分基本情况简介投资热土休闲胜地人居佳境—开放的庙山欢迎您”篇幅较长,相当于一篇独立的文章外,其它九个部分都很简短,大多只有一个自然段。这样,就相当于是化整为零,避免篇幅过长带给人们的不适感。方案通过后,材料都是现成的,把平时的材料找出来稍微修改一下就可以了。方案和全部文字材料先后送给单位和区委宣传部相关领导审阅,获得通过后,由宣传部的同志交给了江夏报的编辑编发了出来。

第二次是为单位主要领导代笔的一篇文章。当年下半年,中央召开了十七届四中全会,江夏报上开辟了相关单位主要领导学习全会精神的体会文章。我为单位主要领导代笔写的是《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庙山二次创业》,发在11月9日那期专版的头条。这篇文章主要分三个部分,结合庙山办事处实际来谈如何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庙山二次创业,即坚持发展第一要务,不断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坚持以人为本,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打造江夏“两型社会”示范区。

2010年,时任办事处主任刘谅军同志要求“办公室要搞点新闻、简报之类的东西”。按照单位的职责划分,新闻宣传本来是组织人事处的工作职责,与办公室无关。但既然领导提出了这个要求,办公室只好承担了下来。这样一来,一下子给我增加了两项任务,除了要写材料外,还要负责编发单位工作简报和新闻报道。日常材料和简报是要给领导过目的,至于新闻报道,大家平时也不看报纸,每天的报纸来了之后,都是整捆整捆没解开,就被门房或是保洁的拎去卖废品了,有没有上新闻从来没人过问。我也早就看淡了给报刊投稿,没有专门写作新闻稿,只是在向区委办信息科报送信息时,如果觉得哪篇信息有一点新闻价值,就顺手添加一下江夏报的投稿邮箱,发过去了事,管他们用不用。就这样,2010年至2011年这两年,大概在江夏报上发了20篇新闻稿,主要都是项目建设一类的稿件,如关于奥特莱斯、武汉汽车公园、武汉客车厂等项目落户庙山的消息,都很简短,属于简讯一类的东西,不值一提。另有两篇与单位工作无关、属于我自己观察、思考的文章,一篇是《乡村教师坚守偏远村小34年》,写的是原舒安乡张塘村小学教师陈松泉的事迹;一篇是言论文章《莫让新农合现“真空”》,写的是我对偏远地区乡村医生流失给新农合带来的隐患的思考。

刘谅军同志调走后,继任领导没有这方面的要求,我自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再没有为单位写过新闻稿。只是到了2013年年底,我偶然发现了一个自己感兴趣的素材,就是舒安乡发展生态农业方面的事情。虽然我那时已经离开舒安乡政府8年之久,但因为对舒安乡蛮有感情,对舒安乡的情况也比较熟悉,于是就为舒安乡写了一篇报道《生态农业花开革命老区》,发在12月23日的报纸上。这是迄今为止,我在江夏报上发的最后一篇文章。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将近10年,再没有在江夏报上发过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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