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邀我去瑞丽。这个地处云南西部的边陲小镇，近年来因为翡翠暴得大名，然而以前却是标准的化外之地。

我第一次听说瑞丽，大概是从王小波的访谈里。1969年5月，王小波和一帮北京教育部大院的知青被发配到云南“挖坑”。王小波在陇川，有些同学被分到瑞丽。有一天，听说分到瑞丽农场的赵东江小腿被蚊子叮咬感染，临睡前，王小波突然説：“明天要去瑞丽看东江。”陇川据瑞丽三四十公里，且要翻越一座大山，大家也没有在意。不料凌晨三点，小波真就起床了，带上一根当时最厉害的武器——苏式武装带就出发了，直到傍晚才赶到瑞丽。

云南并不如我们北方这般四季分明，只有两季：旱季和雨季。王小波在他的小说《黄金时代》里说“亚热带旱季的阳光把我晒得浑身赤红……”“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

我们去的时候正是云南的旱季，我想寻找天上“半明半暗的云”，还想知道与王二敦伦伟大友谊的陈清扬到底长什么样子。

瑞丽现在到处是翡翠店，要不就是露天的赌石场所。在中缅边境的一个村寨里，我和朋友小试身手，居然也赌中了两小块翡翠原石。村寨对面可以望见霓虹灯闪烁的“会所”或“夜总会”，据说那大多是华人所开，与周围低矮破败的缅式民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缅北一直在打仗，我们在口岸的围墙外看到不少蓬头垢面的缅甸小孩，有些半大不小的孩小心地攀越围墙上面的铁丝网，从墙上吊下一个小桶来要钱。

王小波插队时，有不少同学跑到缅甸参加了“缅共游击队”，他们要先解救缅甸的穷苦人，然后再去解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据说那一夜王小波一宿没睡，抽了半包春城牌香烟，考虑要不要过去。最后的结论是：不去。王小波说，我也不认识他们，不知道他们受何种苦，所以也不知道他们需要不需要我去解救。

王小波把这种救世情结叫做“瞎浪漫”。那一夜，王小波说，他的理智战胜了情感，终于没有干傻事。不过这种傻事有人却干了不少，至今还深受其害。

在云南，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没有椰子树。在水果摊上也很少有椰子卖，偶有卖的，也是从海南贩卖过来的。

王小波写过一篇杂文《椰子树与平等》。据野史记载，原来云南是有椰子的。在三国以前，云南到处都是椰子树、众所周知，椰子树有很多功用，椰蓉可以当饭吃，椰汁可以当水喝，椰子树叶的纤维可以织成粗糙的衣裙，椰子树干是木材……总之，椰子树可以满足人们的大部分需求，所以当地人不事农耕，过着悠闲的生活。

忽一日，诸葛亮先生南征至此，他要教化当地人，要遵从我们的生活方式：干我们的活，穿我们的衣服，服从我们的制度。起初，这件事情不太成功，当地人没有看出我们的生活方式有什么优越之处，首先，秋收春种，活得很累；其次，云南气候炎热，就以诸葛先生为例吧，那身道袍料子虽好，但也容易捂痱子。当地人摘两片椰子树叶遮遮羞处即可，根本用不着道冠羽扇。至于汉朝的政治制度，对于“蛮夷之人”来说，未免过于繁琐。

诸葛老人家口苦婆心，好言相劝，言必称孔孟，当地人就是听不进去。诸葛先生觉得当地人不听教化，是因为椰子树所致，于是他老人家一声令下，一夜之间，云南的椰子树被砍了个精光：免得蛮夷之人听不进圣贤的道理。

对于这件事情，野史是这样解释的：蛮夷之人，有些稀奇之物，就此轻狂，胆敢藐视天朝大邦，没有了这些稀奇之物，当地人就老实了。

对此，王小波说，人家有几样好东西，活得悠闲一点，心情好一点，就是犯着轻狂的毛病，没有了好东西，活得累一些，心情沉重一些，就是不轻狂——这种说法太过惊世骇俗。

由此，王小波想到了平等。平等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向上提升，比如让四川也种椰子树，由于气候条件的限制，这显然比较困难；另一种是向下拉齐，把云南的椰子树砍掉，这样才算平等。

近读美国思想家拉塞尔·柯克，拉塞尔·柯克总结了人类的“永恒六原则”，其中第五个原则就是“除了在最后审判当中和法律面前的多样性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平等”。翻译成通俗的语言就是，除了在最后审判当中和法律面前的不平等之外，我们应该接受人类的某些形式的不平等。我不是基督徒，“最后的审判”暂且不提，但在世俗的社会中人类确实有着出身和智力的差异。

大贤罗素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人生最大的不平等就是知识的差异，有些人聪明些，有些人愚笨些，这种不平等几乎是天生的。聪明人有聪明人的幸福，研习科学，阅读文学作品，感知幸福的能力就要强一些；愚笨的人有愚笨人的快乐，打打牌，搓搓麻将，但是愚笨的人永远体会不到创造的快乐。

王小波说，在这个世界上，傻人的道德感总是最强。很少看到聪明的人干涉愚笨的人，倒是愚笨的人总是干涉聪明人的生活，这是一种向下拉齐。王小波说，对于愚笨的人，碰到自己不能理解的事物，感到与己无关就好啦！

行程所限，最后没有能去王小波插队的陇川县，临走的时候买了两饼陇川出产的普洱茶，以志纪念。

今年的4月11日，是小波仙逝22周年的忌日，谨以此文纪念王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