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初秋，一个人背着马粪包从北京到青岛。托运的行李没有到，到火车站行李房交涉，吵架。不是心疼那些半旧的被褥，而是担心呕心沥血从牙缝里省出来那十几箱书籍。

       拿着毕业分配通知书去山东经贸委报到。落日的余晖穿过玻璃照在一个一个的房门上，长长的走廊仿佛永远走不到尽头。如果我是一名电影导演，此处应该是一个10分钟的长镜头，拾级而上的楼梯、永无尽头的走廊，主人公正在无可挽回地扑向不确定的未来……

       5分钟后，主人公从一扇房门里出来，手上多了一份二次分配计划表。过程出奇得简单。问：“你愿意去哪家公司？”递过来一份公司清单：化工、机械、土产、五矿、轻工、工艺。答：“去轻工吧。”

       1987年的外贸公司设施简陋。没有传真机，更没有后来铺天盖地的电子邮件和QQ网络。电话是老掉牙的日据时期的人工交换机，往往早上要上几个长途，到下午快下班了才能接通。电报和电传用的是19世纪的莫尔斯电码，且资费昂贵，所以大部分通信仰仗的还是原始的信件。

       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收发英文信函。每天通信员运来一麻袋邮件，象小山一样堆在我的面前。拿一把剪刀，沿信封的边缘仔细地剪下去，抽出信函，抚平信纸。有署名的直接给署名人，没有署名的根据内容派发给相关的业务人员。

       每天到火车站行李房查找行李的下落。傍晚时分，坐在火车道的天桥上面，看着一列列火车向北驶去，心中寂寞而又凄凉。有人说，寂寞就是没有合适的谈话伙伴，还有人说孤独就是一群人的狂欢！大学里的那些伟大理想，胸中的万丈雄心，显得那样地遥不可及。我发誓考研，回到北京去，那里有热烈讨论的同学师长，有精雕细琢的艺术氛围，还有海量的社会文化信息。

       最怕到食堂吃饭。总听见背后有人议论：听说是人民大学毕业的？现在搞收发呢。谁谁是北大毕业的呢，还不是在打单证。

       我自己倒没有太多的感觉。每天打水、扫地，到行李房吵架。出于敬业的习惯，那时候我的工作已经相当熟练。拿起信封，挥舞剪刀，嚓嚓两下，又快又准，既平直美观，又不会剪到信纸。

       我收到过成千上万封从世界各地寄来的邮件，也见识过千奇百怪的各国邮票。有的国家三分之一的收入靠邮票发行，在邮票设计上不惜工本聘请最伟大的设计师。所以这些邮票精美绝伦，堪称方寸之间的艺术品，于是我的办公桌成了天天开着的美术展览馆。

       我收到过五花八门的信件，每一个信件都是一个故事，一个秘密，直到你打开的那一刻才能了然。我接到过求爱信、求助信、求职信、推荐信、推销信、算命信、占星信。几个非洲小朋友用蹩脚的英语写来求助，仅仅是索要几只铅笔。

       我还收到过各式各样的食品，夏威夷果、美国大杏仁、孟加拉国的菠萝蜜。有一次收到一个包裹，打开看来是些壳白而肉绿的果子，吃起来脆生生香喷喷，后来才知道那是一包开心果。

       如您所想，后来我找回了我的行李，我也没有考研，而是在青岛呆了下去。当然我也没有一辈子干那份剪信工。

《青岛早报》2012.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