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快到大学入学的时间了，现在的大学生活我是完全不了解的，我说的是二十多年前的大学，那时候没有网络，没有QQ，也没有一夜情，男女同学见了面还有点羞答答，就是这样的生活也并非都是乏善可陈的，我们还有图书，一入大学我就掉进了书海里，学校图书馆的馆藏量达400多万册，史学家戴逸是我们的图书馆馆长，虽说400万册的藏书在著名图书馆里根本数不上（北大图书馆1000万册），但这个数量也已超当时的青岛市图书馆藏书量的4、5倍之多。

除了看书，当时的文艺活动也不少，学校里经常举办各种活动，有学术报告、交响乐讲座、相声专场、京剧、哑剧表演、内部电影等，这最后一点需特别说明，那时候学校成立了电影评论协会，我也混进了会员行列，协会经常以观摩的名义搞一些未曾公映的电影看，比如刘晓庆主演的《原野》，谢飞导演的《我们的田野》等，这些电影在当时都是著名的禁片。

说到《我们的田野》还需补充说明，这部电影的作曲是马丁老师，我工作以后一个同事恰好是马丁老师的同学，他听说我看过这部电影感到非常惊讶，因为那时候这部电影根本就没有公映过。后来有一次马丁和蒋大为来青岛，广播电台的杜帝受命去采访马丁，由此认识了我那位同事，我又通过那位同事认识了杜帝大哥，这是后话。

这些活动大多是在学校的第九大教室举办的，王小波有一次提到他被“拘”到礼堂里去听一个道德教育家的报告，估计就是在第九大教室。总之，那时候在第九大教室，我听过李德伦的交响乐讲座、于光远的经济学报告、姜昆的相声、成方圆的吉他弹唱，袁世海的京剧艺术，当然还有各式各样的电影。

时间长了，同学们很快就发现了第九大教室的一个规律，那时候的票面就那么几种颜色，红的、绿的、黄的、橘黄、咖啡等等，配上1-9号的副券，过一段时间就会循环回来。有同学立即就用数学的排列组合法算出了多长时间循环一次，以及每种颜色和副券号码的使用概率等等。

同学们开始收集各种颜色的票面和撕掉的副券，每次大教室有演出就会找出需要的颜色，用胶水把副券粘在票面上面，有时候干脆挖下号码，贴在需要的副券上面，干这些我比较在行，一般胶水不能涂得太多，以免感觉太厚，也不能涂得太少，涂少了容易掉下来，粘上后还需用裁纸刀仔细地刮平，做到严丝合缝。做这些的时候，我就像是一个工艺大师，同学L君则干脆在副券上画上号码，竟然可以达到乱真的程度，我充其量不过是个工艺大师，L同学简直就是美术大师，据说该君曾经画过各种各样的票：肉票、布票、粮票、油票、火车票等，不一而足。

应该说经过我们改造后的票面跟真正的电影票比起来还是有些差距的，但是不用担心，因为第九大教室门口检票的是一个老头儿，人老眼花，再加上灯光昏暗，八成是看不出来的。

有一次，我们宿舍8个人每人手握一张经过加工的电影票，高高兴兴地往大教室走去，路上有同学对S君开起了玩笑：“你今天气色不好，估计肯定会被老头抓住。”S君本来天生胆小，经同学这么一说，立即脸色发绿，头冒虚汗，身体也打起了摆子。到了大教室门，我们鱼贯而入，S君个子小，又害怕，躲在我的身后，但是总归是要过老头这一关的。只见老头接过S君的电影票，仔细端详，S君一看大事不好，把电影票一扔，就一步闯进了大教室，老头也毫不含糊，一个箭步追上来，一把逮住S君的领子，说：“你往哪里跑？你不拿票，进去以后知道坐在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