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事情到了相当高级的层次，往往就是它的反面。如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如大恩不言谢，大德不言报；如大行不拘细谨，大礼不辞小让。
就中国画而言，精工细描是走向成功的基础，但过度精细只能是平庸之作，挥毫泼墨的大写意才为上品。高品位的艺术作品讲究气韵和灵动，而神韵又要以扎实的基本功为基础，否则，大写意也只是信手涂鸦。
在社会人生领域，到了一定层面，道德的内容就会发生变化。
对于一个个体的人来讲，通常意义的美德是诚实守信、慈善仁义等等，然而作为一个领袖，一国元首，一位集团领军人物，一个大企业老板，如果固守这些美德，则可能面临国家、集团、企业整体利益受损。
在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维里眼里，美德善行只是君主统治的工具，一味仁慈的君主不是一个好的君主。善做过了头就是“恶”，许多大坏事就是过分热心的好人干出来的。“恶”做到了极致也是善，一个君主镇压叛乱，使社会秩序得以恢复，对大多数人就是善。
做事和做人是两个不同范畴的事情。做事要注重现实法则，太讲礼义、面子、善良往往做不成大事。林#彪讲“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虽说有些绝对，可也不无道理。
俗语云：慈不掌兵，义不理财；鲁迅说，对朋友可以脱掉衣服，上阵要穿上盔甲。
诚实、守信，不欺瞒、不虚伪，当然是美德，但有时办事，即使不说假话，也不能说实话。光明磊落，坦荡行事，往往会在官场、商场、职场上弄得一身伤痕。
军事、商战、职场，大都适用于孙子兵法所说的“诡道”，“能，示之不能；不能，示之能”。
战争，涉及国与国、民族与民族、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的根本利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因此，战争是最血腥、最残酷的人类团体之间的对抗，最需要勇气、计谋、决断和狠心。对敌人的手软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因此，战争是不能讲任何诚信和仁慈的。
虽然现代战争对于武器的使用、俘虏的待遇等等，已经较古代战争“文明”了很多，但仍是你死我活，充满了诡计、血腥和杀戮。
商场，涉及企业、经济集团的利益，虽不如军事对抗那样运用武力进行直接交锋，但商战同样适用于兵法，或者反过来说，兵法也适用于商战。
凡涉及利益之争，凡非个人行为而是团体意志，那么仁慈、坦诚、谦让便没有位置。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当然，商战的规则还是要讲究诚信，讲究“双赢”。更多时候，商战的结果是妥协，而非两败俱伤。
职场，涉及不同个体、人与人之间、同事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竞争、机会、薪酬、升迁等等资源的占有，也需要一定程度的计谋和手段。过于坦白、过于谦卑，总是要吃亏的。
但是，在团体内部，在个体的人与人之间，一个人的人格、道德修养将占有重要位置，包括诚实、礼貌、公德、同情心、人缘等等。仅有这些还不够，还要有关系，有威严，有业务水平，有办事能力等等“硬件”。
在职场生存，一个人要有起码的做人底线，如：诚实守信，不欺、不谄、不蛮。宁可自己受些损失，但基本原则不能违背。另一方面，也要具备一点生存智慧，如：不可将自己的一切合盘托出，含蓄内敛，守住内心的秘密，提防小人嫉妒和恶人暗算，有时不妨装糊涂。
大奸大恶之人如果掌握了权力，爬到一定高位，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足够大，那么，那些所谓的“恶劣品质”也许就成了优点，就不能再以一般的“善恶”标准来评价他。
有时候，道德良心可能是建功立业的障碍，而“厚黑”才是成就大事的素质条件。
基督教有所谓“善灵”、“恶灵”之说，中华文化有“羊性”、“狼性”之别。羊性人、有信仰的人，一般都有做人的底线，如不欺瞒、不杀生、不取不义之财。而狼性人的做事原则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因此他们没有底线。
羊性人有恻隐之心、仁爱之心、羞耻之心、敬畏之心和感恩之心。而狼性人只有一心：建功立业之心。狼性文化有四个字：贪、残、野、暴。他们蔑视规则和人性，因此带有人类早期社会的特点。
一个人、一个团体，在早年，在成长初期，适当强调狼性文化是可以的，但到了成熟期，后期，还是应该强调“非狼化”。
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就像易经的“乾”卦，开始时是“潜龙”，积蓄能量；到时机成熟、大有作为时，就成了“飞龙”；而接下来，将处“亢龙”阶段，这时，就要考虑“有悔”了。也就是说，要“非狼化”，不可一味高歌猛进。否则，将会失去前面的成果，甚至很快走向衰亡。
（2013年9月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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