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学振,一个传奇人物,他来自大海边的浙江省宁波市,在遥远的中国西部干了一辈子,他与大熊猫结缘,在大山中建立了一个江浙人的家庭,成为“最后一个宁波邦”;曾抢救了50多只珍贵的大熊猫,建了一本不轻意示人的“大熊猫抢救档案”。他自嘲:“一生只有一个窝,一生只干一件事。”

    “熊猫让我变得年轻”

    虽然在大山中生活了30多年,但崔学振依然有着浓浓的宁波乡音。看上去,崔学振长得很健壮,他说:“这是长期爬山的结果。”59岁的他,现在还常常跋涉于海拔三四千米的缺氧地带。有时为救护大熊猫,几十公里的山路赶个来回只用一天时间。

    蜂桶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四川省宝兴县,平均海拔约1500多米,占地4万公顷,处在四川盆地西部边缘向青藏高原过渡地带。高山草甸、陡峭的山势以及亚热带气候,为野生动物的栖息提供了优越的自然环境。

    崔学振便是这个国家级保护区的“当家人”。在宝兴,崔学振因为保护和抢救大熊猫而家喻户晓,大家都叫他“熊猫局长”。而这位“熊猫局长”在读大学之前,甚至还不知道大熊猫为何物。如今,崔学振不仅是一名局长,更是一名大熊猫专家和生态学者。

    崔学振非常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大熊猫的情景。那是参加工作的第二年,他和同事一起进行森林普查。在原始森林中第一次看见大熊猫时,他就被大熊猫可爱的形态迷住了。

    崔学振1969年从北京林学院毕业后分到了宝兴,在宝兴一干就是30多年。这些年来,崔学振也有回宁波工作的机会,他说自己一直没有回去,是因为牵挂着宝兴县的大熊猫。崔学振承认,刚到宝兴时,他很想回宁波,“这里的条件,真的跟老家没法比,但后来接触了大熊猫,也就铁心呆在宝兴了。回到宁波,也许我有更好的工作,但我就不可能研究大熊猫了。”

    去年,他回老家参加同学会,“看上去,我比很多同学显得年轻,他们问我有什么秘诀,我告诉他们到宝兴来,和大熊猫住在一起,保证永远年轻。”

    崔学振到宝兴工作,已是20多岁的小伙子了,然后他发现“这里的姑娘太少”,没有人愿意嫁给他。

    寻寻觅觅好几年,崔学振依然是只形吊着单影。无奈之下,崔学振只得回老家找对象,最终,他三哥的小姨妹、一个杭州姑娘嫁给了他,在大山中组成了一个幸福的“港湾”。

    崔学振的夫人叫吴君红,从大都市到大山中生活,也许是生活环境的突然改变,“水土不服”的吴君红先后4次怀孕,都流产了,直到1979年,崔学振才“中年得子”。

“我给大熊猫建档案”

    1983年,崔学振刚当上宝兴县林业局局长,他面临两难选择:一边是保护大熊猫,一边是批指标砍伐森林。森林砍了,生态破坏了,大熊猫靠什么生存? 而这时一场席卷“大熊猫灾难”的事件也正考验着他,由于生长周期的原因,大熊猫的主要食物箭竹出现了开花现象。崔学振说,箭竹开花后大多数会很快死去,而它的种子要经过10多年的生长才能成为大熊猫的食物。“大熊猫食量大,每天有16个小时在吃东西。一旦没有足够的食物,熊猫就会走出山林,结果往往是饿死或者病死。”

    面对箭竹开花,崔学振的结论是“威胁大熊猫生存的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崔学振的专业是林业,他知道箭竹每60年左右要开一次花,而大熊猫的历史比人类还长,大熊猫不知遇到过多少次箭竹开花,为什么大熊猫没有饿死?因为不同地方的箭竹生长周期不同,不是普天下的箭竹都同时开花,从另一角度看,箭竹开花反而是好事,扩大了大熊猫的交往范围,有利于大熊猫繁殖。但过度地砍伐森林,切断了大熊猫的异地交往通道,大熊猫只得坐以待毙。他呼吁:“放下斧头,留住森林!”

    说起这段往事,崔学振感触很多:“那时宝兴发展地方经济,把资源变资本,有水快流,流得最多、富得最快的就是砍伐。刚好那几年箭竹开花。我任县林业局局长,白天上班批森林砍伐指标,晚上抢救大熊猫。那时有种说法,‘乡镇企业工厂在山上(指原始森林),工具在腰杆上(斧头)。’后来,宝兴滥砍滥伐受到了查处,县长摘了官帽,而作为林业局局长的我没有受到处罚,有人不解,其实他们不知道,我反对滥砍滥伐,认为砍伐指标太多,并向县委、县政府提出过少砍木头的书面建议。县上要求我追加砍伐指标,我首先站出来反对,因为过度的砍伐,会让大熊猫无处栖息。”当年,县政府的关于追回砍伐木材指标的文件,被他“反批”了回去,“请政府收回这份文件!”

    那段时间,崔学振和他的同事经常要爬到海拔3000多米的山上抢救大熊猫,然后送到自然保护区去喂养,大熊猫恢复健康后,他把大熊猫送到动物园和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卧龙基地、碧峰峡基地。

    1983年10月,崔学振记下了“大熊猫1号档案”。他当时想,大熊猫应该有档案资料,这对自然保护区来说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半年时间,他记到10号档案时,有点记不下去了,因为大熊猫死得太多。“当时,有5只大熊猫在发现时已经死了,救活的只有5只。”崔学振说,他每次看到大熊猫死去,眼泪都会止不住地流下来。“大熊猫档案”的扉页上,有他的题词:“我可怜的大熊猫。”

    据崔学振同事介绍,这本“大熊猫档案”是他的宝贝,轻易不肯示人。对此,崔学振笑称,“没这么神秘,其实‘大熊猫档案’记录的只是1983年10月以来宝兴县抢救大熊猫的故事。”到目前,档案记录的大熊猫数量已经有120多只。第十一届亚运会的吉祥物“盼盼”的原型“巴斯”就出自宝兴,后移师福州“熊猫世界”,成为大熊猫“天皇巨星”,出访过美国等,并登上央视春节联欢晚会,表演打电话向家乡人民“问好”等节目。

    “送走一只我哭一次”

    “送走1只,这里的大熊猫就少了1只。如果抢救成功后的大熊猫都送走了,宝兴大熊猫有朝一日,就会绝种。”送走世界上第一只做截肢手术的“戴丽”,他哭了;“兰兰”和“康康”从这里启程到日本,他哭了;“燕燕”、“黎黎”去法国,他哭了……每送走一只大熊猫他哭一次。

    “大熊猫最好的保护是野外保护,而不是圈养起来。”在崔学振眼里,不是入眼皆绿就是生态,生态相对于某一物种而言,应是物种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和谐。砍了原始森林栽了树,“这是绿色沙漠,并不是自然生态。因为自然生态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在原始森林中,植物多样性和动物链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在崔学振的“大熊猫档案”中,有23只大熊猫抢救成功后,送到动物园和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卧龙基地、碧峰峡基地。

    作为雅安市政协委员,他建言:“保护国宝,把根留住!”要不然,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发现地将出现尴尬局面,雅安没有野生大熊猫!

    崔学振为了宝兴大熊猫“把根留住”,只要听到野外发现大熊猫的消息后,他都要赶到现场查看,就近抢救后,没有生命危险的,重新放归自然。在他的“大熊猫档案”中,有意放走的就有20只。他感到自豪的是,大熊猫栖息地的生态正在恢复,有的“孤岛”已经连片,“在蜂桶寨和卧龙两个大熊猫自然保护区之间,我们已经建立起了‘大熊猫爱情走廊’。”

 作者：高富华    文章来源：中国绿色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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