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临近岁末，总要盘点。我最关注的当然还是奇石。

    我是从2000年初开始专项收藏内蒙古大漠奇石，由最初一箱一箱地买，逐年减少，今年买的最少，像样的只有三四枚，其中值得回味的只有一枚。这枚奇石产自内蒙古阿拉善，属于大漠石中的玛瑙，酷似早期人类的头像，而且是立体的，可以旋转欣赏。它有两个拳头大少，品相完好，手感细润，呈古铜色。无论近视还是远看，其神情庄重，不怒而威，不喜而善，比罗丹的思想者更具有深邃的智慧，那是宇宙的大智慧。她的出现，使我家中百余枚奇石精品黯然失色，理所当然成为镇宅之宝。我开始给它起名叫智人，但有朋友说更像北京猿人，我欣然同意，改称北京猿人。

   “北京猿人”的发现，实现了我的一个梦想，用奇石述说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

还是在两年前，我无意中发现，在我收藏的大漠奇石里，除了飞禽走兽、名山大川，更有不少与人类文明史相关联的器物，像甲骨文，青铜鼎，唐三彩，元青花，说唱俑，这一发现令我惊讶不已。按照人们的普遍认识，奇石的最大弱点是缺少人文气息，因而长期以来被古玩行，尤其是被近年兴起的拍卖行排挤，理由就是不能证明人类进化发展的轨迹，或者说，在人类几千年文明史的轨道上，没有它的站台。

这一观点也无可厚非，收藏的本意就是收藏记忆，古籍、古瓷、古画、古玉、古琴，甚至家具、碗碟乃至头盔、宝剑，都因能唤起人们的记忆而成为收藏热点，进入艺术品市场主流，唯独把奇石弃之门外。但是，奇迹出现了，上天早在一亿年前就知道人类的愚昧和狭隘，如同一位预言家，把未来的人间万象利用顽固不化的火山熔岩一一呈现。如果你能用一颗平常心去细心观察所看到的奇石，就会猛然惊悟，其实，人类发明制作的很多器物早在还没有出现人类之前就大量诞生了。上天将火山熔岩玩于掌心，信手捏出的奇石散落在广袤的大地上，被古代文人雅士“待之如宾友，视之如贤哲，重之如宝玉，爱之如儿孙”，连乾隆皇帝也感叹“宇宙间石最顽，而象形象物，往往出人意表”。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形成一种清谈玄理、寄情山水的魏晋风度，奇石自然融进当时独特的人文精神。恰恰是奇石浓郁的人文气息，使我萌发了一个念头：以石证史。从混沌初开，到人类走过的每个足迹，石器、文字、图腾、艺术、神话，在奇石上都得以呈现。但令我遗憾的是，虽然人类五千年文明史中重要的“文物”已找到很多，可是，我的藏品中缺少最重要的物证——人类，尤其是早期的人类。仿佛是我的执著感动了上天，或者是上天让我承担了一个重要使命，今年的某一天，我偶然得到了酷似北京猿人的大漠奇石。冥冥中我感觉到上天的良苦用心，他仿佛要证实，地球曾经出现过人类。如果2012年人类真的消亡，“北京猿人”足可以向未来地球新的生命主宰证明，人类的确存在过。但对我而言，以石证史终于有了最重要的物证。

“北京猿人”诞生于一亿年前，为何近期才出现呢？道理说来也简单，“北京猿人”在火山熔岩冷却凝固的一瞬间就成型了。当她赤条条行走在江河湖海、平原戈壁上时，地球上的各类物种也在慢慢进化，直到有了人类。但她真正与人类亲密接触，的确只是近一二十年的事。那是因为戈壁滩气候恶劣，人迹罕至。我曾多次采访过大漠奇石的最早发现者张靖老先生，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去内蒙古玛瑙湖考察矿藏时意外发现了大漠石的宝藏，从此，大漠奇石走出沉寂的戈壁滩，在中国的赏石界崭露头角。正因为大漠奇石被发现得晚，我才在有生之年与“北京猿人”相遇，进而相惜，相敬，相悦，相伴。我本打算金屋藏娇，将其深藏不露，陪伴终身，但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我的想法。

有一天，我参加了北京春秋砚社的一个雅集活动，社长黄海涛先生告诉我，他们很看重对收藏品文化内涵的挖掘，比如新收到一方好砚台，几位藏友围坐在砚台旁，抚琴品茗，吟诗作画，然后再将此砚做成立体拓片，分别用草书、篆书、行书、楷书在上面题写诗文，并称其为活态文化。这对我触动很大，独乐不如众乐，况且，将“北京猿人”与众多奇石组成一部“史记”，不也是一种活态文化的尝试吗。以石证史，不仅是一种石文化的解读方式，更是拓展赏石文化的深度和广度。

唐朝宰相李德裕在收藏的每块奇石上镌刻“有道”二字，以表达“此中有深意”的禅道精神。石可以证史，也可以载道。当我按照人类发展史的时间顺序把几十枚奇石排列组合时，在我的眼前，不仅有线条、色彩、造型，还有正义、仁爱、礼仪，这些都是在石书、石瓶、石画、石砚中感受到的。欣赏奇石，打动人心的不是“收藏价值”、天价纪录，而是从直观美感提升到哲学高度。

“北京猿人”从一亿年前的远古走来，她的脚步暂时停留在我的书房里，而她的目光却凝视着远方，那是未知的宇宙时空。当人类科学家兴奋地幻想到火星上安营扎寨时，“北京猿人”又作何感想呢？她是否想说，“生存的本质，是为了见证苦难的存在；肉体的死亡，不等于生命的消失”。

我会用我的余生精心守护“北京猿人”，而她又在默默守望着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