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对“限购”的态度，地方政府又被拿出来说事。例如，对“限购”最不爽的就是地方政府一说，其逻辑推导的链条是：限购直接打压的是需求，需求被打压传导到开发商那里，直接影响的是开发商拿地的积极性和资金周转能力，而拿地少，卖地收入就会少，卖房少税收也会随之减少。里外里，就是说，对土地财政的高度依赖决定了地方政府对限购的态度——充其量也就是略显政治姿态，以应对中央政府。这种分析是不是牵强？这里不做讨论！从自报房价控制目标和自报是不是进入限购城市的态度来看，地方政府反应的冷漠确实很明显。这种冷漠给中央的感觉是不听话，给老百姓强化的印象是，地方政府与开发商本是一家人。

    土地与地方政府，地价与房价的关系复杂。易居中国房地产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战军认为，地价高重要原因之一是城市化加大了投入的成本，在提高了土地附加值以外，也提高了土地的成本。闹市的土地与僻远乡村的土地价格悬殊，除掉土地稀缺的原因外，重要是土地成本不同，供求状况也不同。他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看一块土地的价格，要用成本与供求关系两把秤来衡量。李战军是为数不多的敢为地方政府“喊怨”的评论家。但他对于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不作为，乱作为，讲排场，乱花钱也时有针砭之辞。

    如果说李战军诠释的是土地价格高企的原因，那么全国房地产经理人联盟执行主席杨乐渝通过长期的市场信息跟踪与分析，给出的是房价与地价的关系。杨乐渝说，在成本机制中，地价是影响商品住宅价格的基础性因素，但非主导因素。他觉得，地价和房价互为因果，低价和房价分别仅是各自房价形成中的因素之一，房价和地价的最终形成还要受其它更多复杂因素影响。基于这样的分析，他认为在需求主导的房地产市场中，需求调控政策更为重要。在供求机制中，需求是影响商品住宅的主导性因素。

    笔者认为，房价与地价是龙云相依的关系，而地价又直接决定了地方财政的收入多少，对于经营土地的过分依赖，使得地方政府与房地产的关系说不清，道不明。要想削平高房价先去土地财政，这是不可逾越的必经路径。笔者还认为，去土地财政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要断乳首先要找好替代品，要给地方政府以新的生财之道。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多数都是“负翁”，借贷发展，卖地还债，卖地聚财 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短时期内无法摆脱的生存模式。地方政府在土地问题上，房价问题上，限购问题上不可能表现出主动性、积极性是必然的结果，即便是在高压政策下，地方政府也只是略显姿态，不可能“毕其力，尽其智”去执行调控政策。前一段报房价控制目标，与近期报限购城市地方政府表现出的姿态已经足以说明问题。

    “限购”除掉来自利益各方的阻力之外，重要的是同样不被大众所认同，因为当保障房发展依然滞后的情况下，很多人依然只得走买商品房的路，而限购挡住了很多人的购房之路，更重要的是损害了他们同是城市建设者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买不起房，是自己的事，不让买是政府的事”，这是来自一些被限购人群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