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有人热衷于以弟子、大弟子、开门或关门弟子自居，无论是学术界、宗教界的文人、神人都不例外。总会有人抢着为恩师著书立传，因为那是作为大弟子最好的出生证明。

　　父亲教过很多学生，最初的几年，学生比老师年长是很常见的。哪怕先生不先生，也还是要称老师为先生的，自古如此。所以，父亲至今还有比他年长的学生在传统佳节来电问候。然而，学生中自以为是者也不乏其人，在父亲作为助教辅导的最初几批学生里，有几位就很有性格，从不称父亲为老师，永远直呼其名。其中有些人，在接受了父亲点灯熬油，从无到有编写出的所有“对汉藏语——听说读写译”教材培训出师后，可以完全忽略历史，而以藏语言研究、汉藏教学领域的鼻祖自居，像孙猴子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一样，没有爹妈，没有师承。当然，如果出书出名需要拿师傅当敲门砖时，名师出高徒的定律就顺理成章，拉大旗作虎皮，求有名望的师傅给自己写个序，开个道，立个碑。一般有高徒的师傅也是极乐意为徒弟吹喇叭的，因为那也是为自己脸上贴金的事。

　　路总是那么纵横交错，命运就是那么扑朔迷离，如果当年父亲没有去搞汉藏教学研究，而是研究藏族文学史，也许，因藏族文学研究而出名的就不是他的同学佟锦华先生；如果当年父亲有点知识产权概念，知道有版权、主编这些可以换来金钱地位的维权砝码，那么今天的父亲也许就可以被视为著名教育学家，成为汉藏教学领域的开山鼻祖；如果因右派帽子被革职做了多年教材刻印工的庄晶放弃了藏语研究专业，那今天流传的《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情歌及秘史》也不会成为后人研究仓央嘉措的汉译经典。

　　一切都是浮云，父亲教学研究最好的十年，已经随他的青春岁月留在了文革浩劫中，留在了沙洋五七干校，留在了民院的校办工厂，已经随着已不复存在的十七号楼——藏语言教研室——消失了。如今，这些名利地位对一个古稀之年的教书匠而言还能有什么意义呢？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可惜的是，一辈子的藏汉翻译及语言研究成果终将随父亲的离去而永不生还，这是父亲不甘心的，是父亲念念不忘的，是父亲一直孤军奋战，死死抓住自己仅有的时间、精力一点点地向目标挺进，他想把从他的汉藏老师、活佛、语言学家等继承下来的精神财富及自己60年来的研究经验传承下去。父亲说自己是看透名利地位了，而以我的世俗蒙眼看他，准确地说他是被伤透了，刻苦铭心。也许，一旦没有了痛觉，心也就安定了，对名利地位的追求不如放个爽屁，睡个好觉来得心安理得。

　　于老是父亲的恩师，父亲入学一年后就脱颖而出，成为藏语教研室的秘书，为于老等教研室的汉藏老师做助教工作。那时候民院刚筹建，没有教材，尤其是没有适合教汉族学习藏语言的资料。父亲是边当学生，边做助教，要编写新教材，还要辅佐于老的工作，如《汉藏词典》的编辑工作。于老是个追求完美的人，往往眼看要大功告成的时候，因为前期设计没有想到，或者有了更佳的结构需要重新修改，不像现在有计算机帮忙，所有的词条都是手工抄到卡片上，每次的返工，意味着全部重新翻阅修改，那工程量之大，只有做这份工作的于老的学生们知道有多痛苦，至今父亲谈起还满脸旧社会的摇头感叹不止。

　　晚年的于老还经常拖着碎步，颤颤巍巍地跑到我家，兴致勃勃地讲些他的新发明新研究，父亲是他最得意的学生之一，因为父亲对于老一贯尊重、理解，他老人家越到晚年，思维越是奔逸，总是要找人倾诉，他的各位高徒都在忙着出人头地，难得听一个老人絮叨，因此，父亲成了他的泔水缸。父亲总是耐心地听他讲故事，他也经常一坐下就不走了，忙着做家务的父亲经常是听一段，忙一段自己的事，于老也不生气，自说自话，或者自己坐在客厅里看看报，发发呆。于老每次登门都属不速之客，而离开时，父亲一定要亲自送他下楼直接送他回家，父亲生怕老先生自己回家在路上有个闪失。因为于老是高度近视，看书就像跳贴面舞一样，一行行地扫描，极像针式打印机一样，眼、头随着书左右交替移动，就这样，倔强好胜的老人还时常得意地“嘲笑”某某比自己的视力还差，搞得父亲是哭笑不得。每次于老离开，父亲都会叹息，都会对我念叨于老的故事，因为父亲的垃圾桶是我。

　　父亲说，当年民院教学区的看门老头说过一个经典语录：出入下车是民院的规定，门口立着白底红字的“出入请下车”的木牌，可全院师生每次出入都下车的人只有一个，就是于老先生。我多少还有点印象的是伴随于老出入的自行车，就像侯宝林相声里的“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那种。父亲说，别看于老眼睛不好，可在路上骑车看见石头，于老都会下车拾起扔到路边，他从不绕行把路障留给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