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8日，我发表了《“互联网医疗”所涉法律问题的误解》。随后，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南大学卫生法研究中心研究员、江苏省卫生法学会副会长胡晓翔老师撰文，对我的文章提出商榷，题为“卢意光律师《'互联网医疗'所涉法律问题的误解》一文的一点商榷"。胡老师比我年长，本来我不应该有异议，即使有异议，也应当异而不议，但所幸胡老师性情豁达，况且，远程会诊是当下热点，有必要将其所涉法律问题反复讨论，故再成文如下。

胡老师与我商榷，主要提出两点意见，我逐一回复。

第一、“申请会诊”还是“邀请会诊”？其实，这两种提法，都不是我的原创，前者见于《关于加强远程医疗会诊管理的通知》，后者见于《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因此，不予详述。

第二、邀请会诊的医疗机构承担什么责任？胡老师认为，应该承担主要责任。理由是“受邀方的意见并不具有拘束力，只是参考意见，诊断与治疗的决定权或者说责任，恒在具有医学处置权的邀请方。也就是说，受邀方的意见即便是错误的，也该由邀请方斟酌剔除，否则，被接受方据以作出诊断与治疗决定，过错就在邀请方”。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先举个例子，基层医院在手术中，对于肿瘤组织是良性还是恶性，无法判断，于是邀请上级医院远程会诊，上级医院判断认为，系恶性，于是手术范围扩大，切除器官、清扫淋巴结，但事后证实，会诊意见是错误的，肿瘤其实是良性的，切除器官没有必要。进一步调查发现，会诊意见判断失误的原因在于上级医院管理不善，误把另一位恶性肿瘤病人的信息传输给了基层医院。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基层医院之所以进行远程会诊，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自身知识、技术或设备局限，无法对某些专业问题作出判断，才寻求上级医院的帮助，在上级医院给出会诊意见后，基层医院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能力甄别其正确还是错误的；另外，有些过错很明确，其出现的原因就在于受邀一方，如上例中的情形，如果这种情况下，还由邀请方承担责任，显然不公平，与情理法相悖。当然，这只是各种情形中的一种，有些时候，问题的确出在基层医院。

因此，远程会诊过程中，一旦出现医疗损害责任，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各方责任，不能一概而论。同时，为避免争议，应当依法订立协议，明确各方权利义务。

对于远程会诊，我还想多说几句。

首先，远程会诊是咨询行为还是诊疗活动？

依据《关于加强远程医疗会诊管理的通知》七：“会诊医师与申请会诊医师之间的关系属于医学知识的咨询关系，而申请会诊医师与患者之间则属于通常法律范围内的医患关系。”因此，不少人认为远程会诊是咨询行为，不是诊疗活动。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因为该通知本身第三条就明确认为远程医疗会诊属于医疗行为，必须在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进行；另外，如上举例，通过远程会诊来确定肿瘤的良恶性，很显然就是诊疗活动的一部分。

由此，可以认为，远程会诊中，邀请方与受邀方之间是医学咨询关系，双方共同与患者构成医疗关系。

其次，什么机构或人员有权开展国际远程会诊？

实践中，有些机构或人员由于各种原因，希望邀请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进行远程会诊，是否为我国法律所允许呢？

我们可以分三种情形讨论。第一、患者自己寻求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医疗帮助。这种情形，我认为是患者的个人民事行为，法律并不禁止。第二、国内的医疗机构邀请其他国家或地区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远程会诊。依据《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医疗机构与境外医疗机构之间开展远程医疗服务的，参照本意见执行。”也就是说，国内医疗机构可以与境外医疗机构之间开展远程会诊，但要参照该意见进行。第三、非医疗机构开展国际远程会诊。由于非医疗机构不能从事诊疗活动，因此，非医疗机构不能开展国际远程会诊。

远程会诊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以及为推进分级诊疗，会有很大帮助，但毕竟人命关天，在开展远程会诊时，要严格依法依规，切勿侥幸鲁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