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律师的儿子输液时猝死，患儿年仅6岁，身体状况当时并无大碍，输液不到半分钟出现呼吸心跳骤停，不久就被宣布死亡。事件引发公众、特别是律师同行的广泛同情和关注。同时，作为一名律师，自己遭遇医疗纠纷，会选择什么方式给自己维权，是否会通过法律途径维权，法律是否能够充分维护各方合法权益，也让公众拭目以待。

   我对这个案件的关注和思考有一段时间了。

   2014年1月10日，我们医委会（上海市律师协会医疗卫生业务研究委员会的简称）刚好在召开年终总结会议，一位媒体的朋友给我电话，说她有个朋友家里发生了很大的事情，孩子在医院输液时没了，能不能帮他出点主意。

   1月10日晚上是我第一次与甄律师通电话，电话那头甄律师所表现出现的悲伤和其他父母是一样的，但是甄律师更加冷静，更加理智，说已经封存了病历、封存了输液袋，说一定要查明真相，一定要给孩子有个说法，问我接下来怎么走。甄律师的冷静和理智让我觉得律师毕竟是律师，更加尊重法律，更加具备证据意识。

   我建议他将输液袋中的药品进行检验，因为小孩是输液时突发呼吸心跳骤停，应当查一下药品有没有配错，以及药品有没有质量问题。

   他将这个意思转达给了医院，医院同意，但是，医院说不知道哪里可以检验。我有点诧异，医院有专门的医务科，甚至有专门的医疗纠纷接待办公室，难道他们从来没有送检过？即使没有送检，难道他们没有受过专门的法律培训？

   几经周折，终于确定了上海食品药品检验所对封存输液袋进行检验，我也答应陪同甄律师一起到检验所办手续。

   我到检验所的时候，甄律师和医务科的同志已经提前到了，他们默默的坐在那里，神态异常沉重。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封存的输液袋上没有签名盖章，而其他几个封存袋却有签名盖章。这个封存袋为什么没有签名盖章？里面封存的输液袋是否为当时的输液袋？有没有可能被调包了？医务科的同志发誓说，自己肯定没有调包，甄律师说，发誓有什么用呢？于是，检验所拒收了封存袋，我们又都回去了。虽然回去以后看了录像，但无法解释封存袋为什么没有签字盖章。

   后来，甄律师说医院太不让人信任，不想通过法律途径维权了。甄律师的改变让我觉得很遗憾，但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也无法保证封存的输液袋还在；无法解释其他的封存袋都有签名盖章，唯独关键的一袋只有封条，没有签名盖章。

   “甄律师去医院拉横幅，被媒体说成医闹了”。另外一个律师朋友问我是否知道甄律师的遭遇，并问我律师怎么也会去拉横幅。我一下子回答不上来。后来，不断有律师问我是否了解甄律师的事情，甚至，有好几个沪上知名律师因此申请加入我们医委会，希望给甄律师提供法律上的帮助，会长也邀请我一同去看望甄律师。

到今天为止，事情还没有解决，而且看起来似乎没有调解的可能性。

这个事件，值得我们思考。

   最值得反思的可能就是医院对医疗纠纷的处理存在严重缺陷。本来，这个事件正要朝着合法理性的方向去解决，由于封存袋出现无人签字盖章，导致医患信任度急剧下降，正常途径处理被中止了。

我想，如果说医院一定调包了，似乎有点武断，但是，让患方接受一个没有签名盖章的封存袋，似乎更强人所难，特别是其他几个封存袋都有人签名盖章。

   医院解释说当时这一袋就仅贴了封条，没有签名盖章。这至少反映出我们医疗纠纷的处理还处在非常混乱的状态，无章可循，处理人员也没有法律意识，医院管理层对依法处理医疗纠纷也没有充分重视。

    医患纠纷是当前社会的热点和难点，甚至不断发生医患暴力，这当然与医疗体制不完善、医疗资源短缺且配置不合理等因素有关，但是，发生医疗纠纷以后，我们的法律制度对医患双方的保护是否公平？我们是否有健全完善的法律制度来引导医患双方依法维权？我们医院是否真正重视医疗纠纷的依法处理，是否能起到表率作用？医院处理医疗纠纷的工作人员是否经过专业培训，处理程序是否经过检验？

   如果没有完善的处理机制，医疗纠纷衍化为暴力冲突就不是偶然，就会成为必然，成为常态。

   警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