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阿含经》里边有一个阿能诃鼓的故事，大意是说，以前有一个鼓，叫阿能诃鼓，声音很好听，敲起鼓来在40里外都能听到。时间久了，阿能诃鼓渐渐有了破损，人们重新裁切牛皮，把破损的地方修补起来。修来补去，鼓虽然还是原来的模样，但声音已经不像从前了。

阿能诃鼓是对佛法的比喻。佛陀明智地看到，佛法在世间的传播也像万事万物一样会经历成、住、坏、灭的过程，各种修补虽然会让佛法看上去依然光辉灿烂，但暗中损毁着佛法的本质。

如果佛陀的正法一直原封不动地传承下来，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派系争端呢？如果阿能诃鼓的零部件在一次次的修补过程中已经被彻底更换过了，那么这只鼓还是原来的那只鼓吗？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和佛陀同时代的古希腊世界，著名的忒修斯之船。在很久很久以前，英雄忒修斯杀掉了克里特岛上的米诺牛之后，就是乘坐这艘帆船返航的。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事件，雅典人每年一次派遣使者乘坐这艘帆船，到太阳神阿波罗的出生地——得洛斯岛——进行朝圣。年复一年，帆船终于退役下来，被当作圣物供奉。在几百年间，雅典人不断拆掉朽烂的船板，换上新的船板。

于是，在爱好哲学的古希腊人那里，人们开始争论一个问题，那就是现在的忒修斯之船到底还是不是原来那艘船呢？

现代管理学的系统论是这样说的：任何一个系统都不是由所有要素简单加总来的，而是由要素、连接、功能这三大基础所构成的整体。

在三大基础当中，要素显然最不重要，可以被人任意替换：牛皮破了就换一张牛皮，钉子锈了就换一颗钉子，无论怎么更换，只要连接不变，功能就不受影响。可见连接才是重中之重，一旦连接变了，哪怕要素没有任何变化，功能也会发生改变。

国家的各种变法运动就属于系统思维的成功运用：在要素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改变连接来改变国家面貌。人还是那些人，地盘还是那些地盘，但管理模式变了，国家也就改头换面了。

人其实也是一个系统，也可以运用系统思维来寻求改变。

把单个的人定义为一个系统的话，那么，“我是谁”这个经典的哲学问题之所以几千年来没有答案，并不是因为问题很难，而是因为问题本身就问错了——在问出“我是谁”之前，首先需要准确定义出“我”的概念，界定出“我”这个字所指代的，到底是一个作为要素而存在的单个的东西，还是一个作为集合名词而存在的复杂系统。

然后我们就会发现，“我”到底应该怎么定义，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标准，莫衷一是，身份证上的“我”只是为了屈就于现实生活而不得不做出的妥协，一点都不严谨。

语言是我们的造物，我们也是语言的造物。

一切语言都是混沌的，都存在着指代不清的问题，然而真正的难题在于，假如语言可以指代清晰的话，语言也就变得毫无用处了。

在我的理解里，语言就像地图，它的价值就像地图的价值，是借由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来实现的。正如1：1的地图虽然绝对准确但毫无价值，真正指代清晰的语言——假如有的话——也会毫无价值。

于是我们只能，也必须，在混沌当中认识世界与人生，但与此同时，也很值得接受必要的哲学训练，让自己经常可以认识到混沌所造成的缺憾。

也许就会产生不一样的体会，收获不一样的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