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的世界观、基本的经济架构，以及历史上一些欧洲的地缘政治，都被大流行这块烙铁烙上过印记。

在瘟疫之前，罗马的宗教体系是多神教，也就是他们认为世界上有很多个神明，有的神明掌管农业、有的神明掌管山川湖泊。在这两次瘟疫发生之前，罗马的基督教徒只有4万名，还不到罗马帝国人口的0.07%。而且，罗马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对基督徒很不友好的国家，就比如罗马的一位皇帝尼禄，就曾经下令抓捕、杀害很多基督徒。

但是，在塞浦路斯大瘟疫结束之后，经过一代人的时间，基督教一跃成为罗马的主流宗教。公元262年，塞浦路斯大瘟疫结束，到了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宣布了基督教的合法化。当时，罗马帝国的基督徒人数达到了总人口的1/10，差不多有600万。

为什么罗马人的世界观会有这么大的转变？

这背后是因为基督教的宗教体系，更适应疫情下的社会需求。

举个例子，按照当时的医学条件，瘟疫没有办法通过药物治愈，但是通过姑息疗法，也就是单纯提供食物和水，也可以让一些患者逐渐康复。在当时，因为基督教信条提倡与人为善，罗马的基督教团体就自愿承担起照顾病人的责任。在塞浦路斯瘟疫期间，罗马分散的基督教社团已发展为一个固定教会，会拿出收入的1/4用来帮助穷人、埋葬病死的人。

与此相反的是，多神教的信徒要么选择了逃离疫区，要么选择了自我隔离。不同宗教的不同选择，带来了什么结果呢？

首先，基督教徒在疫情中更愿意去照顾病人，这件事给他们创造了良好的传教机会。受到照顾康复的病人中，很多都成了新的教徒。

除此之外，因为基督教内部更愿意互相照顾，这让在疫情中，基督教徒的死亡率低比多神教徒低，他们在未来生的孩子也更多，这就改变了整个罗马的人口结构。这也就是在疫情之后，罗马基督教徒爆发式增加的原因。

每一次大流行都给旧的社会结构带来了一些缺口，需要新事物或者新力量来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