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月底到4月份，杭州、深圳、南京、武汉都向本地居民发放了消费券。居民领取后，只要去指定的商户消费，结账的时候就能用消费券直接抵扣一部分金额。这部分钱由公共财政买单，消费者得了实惠，商家也没亏，大家高高兴兴就把钱花了。

一直以来，世界范围内围绕消费券都有一些争议。比如日本曾经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向居民发放过消费券，可效果并不好，尤其是长期刺激作用有限，一旦不发券，消费很快就降下来了。

这次发电子消费券的效果居然好得出乎预料，不但消费拉上去了，之后也没回落。

具体表现为

第一这次发放的消费券，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增消费比例。

杭州的数据显示，这次消费券的“边际消费倾向”居然在3.5以上。可以这么理解：政府发的每1元消费券，平均带来了3.5元以上的新增消费——这远远超出了之前其他国家和地区发放消费券所带来的新增消费比例。

日本在1999年发放了3100万张价值2万日元的消费券。研究发现，发放消费券当月，半耐用品的边际消费倾向是0.1-0.2，也就是说，1块钱消费券带来新增消费只有0.1-0.2元；

新加坡曾经在2011年做过一个现金分红计划，当时居民每收到1块钱，带来的新增消费是0.8元。

这次杭州每发放1元消费券带来的新增消费是多少呢？3.5元，这可是之前效果的十几倍。

第二从目前的效果来看，消费券的拉动效果很稳健，一段时期过后，消费也没出现明显回落。

消费券之所以会被诟病，就是因为没啥长期刺激效果。居民拿到消费券之后，的确会增加消费，而一旦消费券用完，消费会立即减少。因为“提前消费”。

可这次，“提前消费”却没有出现。研究团队跟踪了杭州3月27日第一期消费券发放前后居民的消费情况，同时还安排了一个没有领券的对照组。结果发现，在消费券过期后，实验组的消费与对照组慢慢趋同，但并没有明显减少。也就是说，人们并没有因为之前用了消费券，之后就减少消费，这也是这次消费券值得关注的一个成果。

原因那就是：数字化。之前日本的消费券是实体现金券，而这次杭州等地发的基本上都是数字消费券。别看这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差别，却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效果。

数字消费券的一大好处，就是领取特别简单。

像这次地方政府是和支付宝、微信、美团等平台合作发放消费券，这些平台老百姓平时就在用，动动手指就能领券，这就让消费券迅速地触达了绝大部分目标人群。要知道，传统消费券发放渠道的资金和人力成本特别高，光是把券一家一户地发到居民手里，就是个大工程。而这次杭州通过支付宝，几分钟之内就把150万消费券全部发放完毕了。

现在商户几乎都支持移动支付，这也让消费券用起来特方便。杭州这次的消费券就覆盖了500万到600万商户，从大型商场到街边小店都覆盖到了，消费券在哪都能用。那你可想而知，消费券的领取越简单，刺激效果肯定也就越好。

数字化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精准刺激。这次杭州消费券的政策设计就非常灵活，一共分了四期，

第一期发小面额的，满40减10，拉动食品餐饮类“必需型消费”；

第二期发大面额的，从满100减20到满300减45，用来拉动美妆服饰等“享受型消费”，效果都很好。

数字消费券还避免了之前消费券发放中的一些“意外状况”。什么意外状况呢？比如说，政府直接发现金，老百姓并没消费，而是把钱存起来。发实体消费券呢，又有人通过倒卖消费券来“套现”。

而数字消费券呢？既不能储蓄也无法套现，最终，全都流入了实体经济，刺激作用立竿见影。

这次数字消费券之所以能有这么好的效果，从根本上说，还是得益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提供的便利条件。

数据显示，我国2019年第四季度移动支付交易规模达到了59.8万亿元，移动支付用户超过了10亿，相当于，每个中国成年人都会用手机支付。

这对数字消费券带来了什么影响呢？对于数字消费券，其实最担心的就是无法触达中老年人群。因为普遍观念是，年龄偏大的人，搞不定数码产品。但是有意思的是，这一次杭州发放的消费券，51岁以上的人群，反而比40岁以下的人群消费拉动效应更强。

年龄层面上的数字鸿沟，已经没你想得那么深了，这充分说明我国这几年数字经济的发展速度有多快。

尽管数字消费券的好处这么多，建议：后续的消费券发放最好使用“双层”实施方案。什么意思呢？对于低收入群体和疫区民众，直接发放现金券，因为低收入群体的需求比较特殊，他们需要的不是刺激消费，而是保障生活的基本需求。给低收入群体发现金券，是为了解燃眉之急。

而对于普通人群，就可以发带杠杆作用的数字消费券了。文章建议，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发放核销额为5000亿元的消费券，由国家统筹。按照杭州的经验推算，这5000亿元的消费券预计能够拉动2.46%的全年GDP增长，意义非常巨大。

更重要的是，因为数字消费券的灵活性，地方政府完全可以根据本地产业和居民消费习惯，探索“一城一策”。你看，要是没有发达的数字经济作基础，肯定做不到在政策制定上有这么大的余地。

这次发放消费券的意义，或许并不止于刺激消费而已，它其实是公共政策制定方面的一次前沿探索。

使用数字金融工具，有利于制定出更灵活、有巧妙“助推”作用的公共政策，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对于公共治理能力的提升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