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思考

尽管国内外关于城镇化的定义至今没有统一，但是从经典的城市经济学、城市地理学、城市历史学的代表性研究来看，城镇化的概念通常应该涵盖以下几个层面的含义:（1）城镇化是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生活方式转化的过程，反映在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展、景观和社会以及生活方式的城市环境形成。换言之,城镇化体现为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和城镇数量的增加，更为核心的是城市的社会和行为特征在整个社会的扩展。（2）城镇化是一个过程，是被一系列紧密联系的变化所驱动的过程，这些变化包括经济、人口、政治、文化、科技、环境和社会等的变迁。（3）城镇化使城市体系的动态和特征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镇化引起土地利用模式的改变、社会生态的改变、建筑环境的改变和城市生活本质的改变。

城镇化是一种动态转变过程

城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动态的转变过程。

首先，城镇化表现为生产和就业结构的转变。城镇化的过程在起点上即表现为人口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土地从农业用途向工商业用途的转换，这个过程的结果就是第一产业产值在 GDP中的占比会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第二、三产业产值占比则呈现持续上升的态势。伴随产业结构的变化，就业结构也会呈现类似的变迁过程，即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比下降，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上升。

其次，城镇化是消费模式转变的过程。随着人口从劳动生产率低的农业部门转向劳动生产率高的非农部门，人均收入也应该处于持续的上升通道，而人均收入上升的一个自然结果就是消费结构开始出现规律性变化，食品支出在总消费中的比重趋于下降是一个必然结果，而消费者在食品之外(如汽车、娱乐、旅行、卫生保健、教育、电子通信)的开支开始呈趋势性增加。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农民职业转换(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速度跟得上消费模式转变(从食品到非食品)的速度，则农民必将进入工资更高的制造业或服务业，从而收入增加，形成正反馈效应。

城镇化是地理空间的重塑

如果说城镇化是一个过程，是人口和土地向非农部门转换的过程，那么从地理空间上，这种转换既可以发生在现有大城市，或者大城市的郊区，也可以发生在中小城镇，甚至可能发生在农村。从这个角度看，城镇化的过程也是地理空间的重塑过程。

换言之，从人口空间分布的趋势看，人口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趋势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呈现出明显的动态演进特征。正是因为人口在不同地理空间上的转移，才使得城市规模由中心向外围扩张，并形成了规律性的空间结构。在学术研究领域，通常将这种空间结构自内向外和自小向大分为四个圈层，代表了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四个阶段:其一是中心城市发展阶段。中心城市的面积一般在100-600平方公里,半径5-10公里，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万-2万人。其二是包含郊区的大都市区发展阶段。由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组成，面积一般在1500-2000平方公里，半径30-50公里，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5000-10000人。其三是大都市圈发展阶段。由一个以上的大都市区组成，面积一般在1万-2万平方公里,半径100公里左右，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000-2500人，其中周边大都市区的人口可以大于中心大都市区。其四是大都市带发展阶段。由一个以上的大都市圈组成，面积一般在3万平方公里以上，半径200-300公里,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300-1000人。

城镇化也伴随着矛盾冲突

城镇化也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的历程，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克服或者弱化矛盾，则成为衡量城镇化质量的关键影响因素。具体而言：

首先，从经济层面讲，城镇化过程本身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过程，也应该意味着收入提升的过程。然而，现实中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在城镇化的初期和中期阶段，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可能会远远快于收入的增长速度，这导致劳动者收入占比通常会处于下降通道。这种变化速度的差异通常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在农业经济占据主导的阶段，农产品中绝大部分的成本都是劳动力成本，因此，该阶段劳动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极高。然而，伴随城镇化的进程，随着工业经济的到来，工业品中绝大部分的成本为非劳动力成本，该阶段劳动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开始下降。其二是资本和劳动的议价能力之间的差异。在城镇化快速启动和推进的阶段，大量农村转移人口进入城市部门就业，这改变了原有的城市劳动市场供求结构，导致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大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因此，资本获取收入的能力显然会大于劳动获取收入的能力。其三是制度因素。通常由于不恰当的政策安排，例如户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制度不到位,往往会使农村转移人口与城市居民相比，不能享受等同的公共服务，这是隐性的收入损失。

正是基于这种自然和非自然的因素，劳动生产率提升速度与收入增长速度之间的差距往往会保持一段很长的时间，并会带来几个明显的结果：第一个结果是消费结构转换的速度跟不上生产结构转换的速度，从而使得消费在GDP中的比重通常持续下降；第二个结果是与劳动者收入比重下降的趋势相反，企业收入比重则会呈现上升趋势，未分配利润也会越来越多，这会导致企业储蓄率的提升和企业投资支出能力的增强，最终的结果是投资在GDP中的比重会呈现上升趋势；第三个结果是由于投资和生产能力的扩张无法被国内消费能力所吸收，因此，任何一个快速经历城镇化的国家都必须通过出口来消化产能，出口在GDP中的比重也将自然上升。

其次，城镇化的过程通常也会伴随社会的非包容性和环境的不可持续问题。从城镇化的结果上看，社会的非包容性问题主要表现为收入的不公平性和非收入的不公平性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既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必然现象，也同一定发展阶段的社会经济制度密切相关。收入的不公平性主要体现为城市的贫富差距，包括城市中的贫困问题，以及城乡差距问题。中国是亚洲地区发展最快、脱贫速度也最快的国家。但是中国城市贫困问题依然严重，据有关测算，中国城市贫困人口一说为3000万-5000万。从公平性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要低于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其他亚洲国家。自1990年到2010年，中国农村基尼系数出现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但是城市人口之间的不公平性在持续上升,而且维持在0.3以上的一个水平。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根据中国2004年的数据估计，中国总体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处于令人担忧的高位上。

非收入的不公平性包含很多方面的含义和内容，比如经济机会的不平等、教育的不平等、社会保障的不平等等。非收入的不公平性制约了贫困人口通过努力来改善自身生活条件的机会，使得社会马太效应严重，富裕者更为富裕，贫穷者很难改变贫穷的状态。相较于收入的不公平性而言,非收入的不公平性是更为严重、更为影响城镇化可持续性的一个问题。目前在中国，城市中有1/3左右的居民并不能充分享受市民应享受的权利。尽管这种权利的具体内容在不同的城市内涵不同，但是城乡户籍的差异导致存在超过6 0种的社会福利差异，社会非收入不公平问题严重。

环境问题也是城镇化过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环境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描述了城镇化和环境污染之间的一个实证关系。关于其内在逻辑，一般的看法认为在倒U形曲线的左侧，环境污染程度随着经济增长而上升，经济增长必然带来环境破坏，长期增长受制于环境因素而不可持续。倒 U 形曲线拐点和右侧曲线的出现，普遍认为存在着内生和外部两种因素:从内生的角度来看，拐点和右侧曲线的出现可能来自产业升级过程。由于较为清洁的农业的发展，特别容易带来污染的工业转到清洁的服务业，或者随着经济的发展，清洁技术亦在发展；但是，产业升级的过程亦可能意味着重污染的工业转移，在中国，这种转移可能意味着东部城市的污染会被逐渐转移到中西部城市。从外部因素来看，环境政策、人口密度、居民素质等因素亦会影响到倒 U形曲线拐点和右侧曲线的出现。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亚洲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将出现在人均年收入40971美元处，按照2010年亚洲人均年收入为6107美元来计算，目前全亚洲地区离拐点还有一定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