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额鲁特·珊丹专著《郭尔罗斯英雄史诗及叙事民歌》，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11月第1版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在人们认为史诗说唱已经绝迹的时候，研究郭尔罗斯历史和民俗的学者们惊喜的发现，长达十三万字的长篇英雄史诗《阿勇干·散迪尔》，仍在郭尔罗斯草原得以传唱。1979年11月，郭尔罗斯“胡尔沁”艺人白·色日布扎木萨，以惊人的记忆力，一连唱了七天，才将长达9000多行的英雄史诗唱完。这一年，他已经年满六十八岁。

 

当太阳女神，

刚刚长出金发的时候。

当大地之母，

还睡在裰褓中的时候。

 

当三山五岳，

还是个小土丘的时候。

当四大海洋，

还是个小湖泊的时候。

 

当月亮里的檀香树哟，

还是个小嫩芽的时候。

当如意神树上的金鹰，

还是个小幼雏的时候。

就诞生这样一个地方，

金城翠殿遍地是檀香。

彩云镶在穹庐的顶端，

神马就守护在殿门旁。

 

莲花，开放在碧池内，

鹦哥落在玉檐上歌唱。

这是神圣的森布拉岛，

是人间最美妙的天堂。

……

 

长篇英雄史诗《阿勇干·散迪尔》开篇优美，韵白兼用，曲调深沉激昂，散而不乱。白·色日布扎木萨老人的琴弓刚刚拽响，大旁描的史诗结构，就将人们带入远古的仙境美意之中。

 

天地，才刚刚分开，

宇宙，才有了光亮，

山峰刚刚有了方位，

河水刚刚有了流向。

在城里居住的孩子，

不知道什么是苦痛。

吉庆，升腾着福气，

圣水滋润的翠岭城，

在城里生活的童子，

不知道什么是贫穷。——太平盛世

……

突然，有那么一天，

不幸的消息在频传。

天空中高悬的红日，

顿时就失去了光焰。

狡诈凶残的蟒古斯，

骚扰着美好的人间。——恶魔降临

……

智勇双全的散迪尔，

百十斤重的马嚼子，

扣进了神驹的嘴里，

重达千斤的马鞍子，

搭上了铁骑的背脊。

决战蟒古斯的英雄，

头盔，与红日齐明。——勇士出征

       ……

十八个英俊的扎拉布，

又放开了嘹亮的歌喉。

如花似玉的姑娘们哟，

在这里尽情欢舞歌唱

从此，金色的世界上，

见不到蟒古斯的模样，

阿拉坦翠岭城的百姓，

把这世间的幸福永享。——吉祥安宁

……

 

真正的诗歌，来自于人民，来自于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民间。《阿勇干·散迪尔》，语言之优美，堪称蒙古韵文中的典范，典范中的精华。

成吉思汗西征，用马蹄将世界缝合在一起，促进了蒙古文化与突厥文化、中亚文化的交流，同时也推动了蒙古史诗的说唱和艺术发展。

就史诗的英雄人物称谓而言，中国北方、西域及俄罗斯包括东北的郭尔罗斯，对史诗中的人物称谓大体一致。比如，中国北方，用“莫日根”来代表英雄的称谓。在古代蒙古，“莫日根”具有“神弓手”之意，是一种倍受人们尊敬的社会称谓，也是英雄一词的代名词。俄罗斯远东地区为“勇士”，蒙古各部为“巴特尔”（勇士、英雄）。

史诗中的魔鬼一词，也大体相同。蒙古语把魔鬼叫作“蟒古斯”，维吾尔语为“蟒古兹”，布里亚特为“蟒嘎德海”，撒拉语叫作“蟒思”，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为“蟒貌”、“蟒盖”。由此可见，史诗传播带之广阔及内容之相近。

 

 

一、散迪尔——智慧的锦囊

 

没有读过英雄史诗的人，不知道马背民族的语言有多么精美。

没有听过蒙古琴书的人，更不知马背民族的锦囊里深藏百金。

唱出来的歌，横看是诗，竖看是诗，人看是诗，鬼看也是诗。

你听，这是怎样的响动，惟有穹庐之下、碧草之上的蒙古人，才会发出如此奇特的声音。

它来自于蒙古人甘愿与自然结为一体的秉性，来自草木百鸟，来自高山峻岭、江河湖海。

 

头戴盔缨的散迪尔，

查到蟒古斯的妖洞。

污血汇成一片血海，

翻滚着腥红的波浪，

人骨堆成的高山呵，

闪现着骇人的白光。

隔着万座重山峻岭，

能闻到污血的臭味，

隔着千条江河湖海，

能看到骨山的高姿。

这里的每粒尘埃哟，

都“吃肉、吃肉”的高喊，

这里的每一棵树哟，

都“喝血、喝血”的狂颠。

奇形怪状的石头哟，

都“杀呀、杀呀”的滚动，

瘦骨嶙峋的小山哟，

都“冲呀、冲呀”的碰撞。

……

 

英雄来自人民的母腹，人民倾其智慧创造英雄史诗。

史诗所具备的刚性、烈性，一如草原男子汉的品行。

英雄的热血抛向哪里，哪里就有女人们群起的哭声。

艺人的琴弓所到之处，就是蒙古民众回味历史、瞻望祖先之时。

民族性格，决定着民族的文字风格。沿着远古而来的史诗，就这样在郭尔罗斯草原上传唱着，百听不厌，被蒙古人奉之为神品。

蒙古族民间艺人琶杰擅长语言，扎那擅长故事。二人可谓之东蒙民间艺人的佼佼者。

著名的“乌力格尔沁”（说唱艺人）琶杰、扎那、绰旺、白音宝力高、朝鲁、巴拉吉尼玛等，都是旦森尼玛（1836—1889）的弟子。

旦森尼玛，原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今阜新）人，幼年在蒙古贞葛根庙当“班迪”（小喇嘛）。他不但精通蒙、藏、汉三种语言文字，还通晓各种蒙古喇嘛乐。他不仅能演唱《聪慧精明的忽必烈汗》、《足智多谋的窝阔台汗》，还会演唱一套降服“蟒古斯”魔鬼的故事，如《阿拉坦嘎拉巴》、《道喜巴拉图》等。后来，他蒙译唐代的《五传》故事，并改编成“乌力格尔”演唱。这就是后来在东蒙流传的“五传”，即《全家福》、《哭喜传》、《商尧传》、《羌胡传》、《谢邳传》。

流传于郭尔罗斯草原的英雄史诗《阿勇干·散迪尔》，以镇服蟒古斯为内容。

最初，这类史诗以“朝尔”（马头琴）为伴奏乐器，以“乌力格尔”说书的形式面世，称“朝尔沁派”。以汉族古典演义为内容，“胡尔”（四弦）为伴奏乐器的说书，称“胡尔沁派”。这两种派别在一二百年的自由发展中，前者逐渐衰弱下去，后者渐渐繁荣起来。进入民国年间，“朝尔沁派”已近绝迹，说唱英雄史诗的艺人，也改为四弦伴奏，并将胡尔沁派推向鼎盛时期。

东蒙，有“文化北移”之现象。郭尔罗斯地区流传着这样一则谚语“蒙古贞的大夫，喀喇沁的先生”，其意为：蒙古贞（今阜新）蒙医发达，喀喇沁（泛指喀左、凌源、建昌等地）文化发达。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居住在大凌河沿岸具有较高文化的原卓索图盟人，因“金丹道造事”和生活窘困所致，北移来到西拉木伦河、洮儿河、松花江、嫩江流域，也把先进文化带到这条流域，特别是民间口头文学。在这次“文化北移”的大潮中，“胡尔沁”旦森尼玛是一位急流勇进者，并且奠定了胡尔沁的派别与风格。

“文化北移”，有东线、西线两支。科尔沁左翼三旗及郭尔罗斯二旗属东线。

巴力吉尼玛（1900—1966），科尔沁左翼中旗贝斯塔拉人。他受“文化北移”的熏陶，在罗布桑艺人的传承下，学会了《特古朝格图汗》、《道喜巴拉图》、《胡日勒巴特尔》、《博迪嘎拉巴》、《阿拉坦嘎拉巴》、《阿斯尔查干海青》、《足智多谋的窝阔台汗》、《聪慧精明的忽必烈汗》等“乌力格尔”演唱。据说，“文革”前他把《窝阔台汗》、《忽必烈汗》两部“乌力格尔”整理成册，以（《明星传》、《凤凰传》为题名，在昭乌达人民广播电台录制播放。“文革”后，《阿斯尔查干海青》由波·特古斯整理成册，1979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巴力吉尼玛演唱的《阿拉坦嘎拉巴》，在本世纪30年代就已经飞出了科尔沁左翼中旗，在郭尔罗斯草原开花结果。

1929年冬季，东蒙时值兵荒马乱、土匪成灾，巴力吉尼玛不便远行，只好在邻旗郭尔罗斯草原朱日沁、四喜窝堡（今左家围子）一带，说唱“乌力格尔”。

巴力吉尼玛的说唱艺术，独树一帜。

以蒙古诗文的优雅韵律，贯通演唱。

以蒙古唱词的轻快节奏，规范曲调。

通篇故事生动形象，富于想象，增进联想，使故事妙趣横生，耐人寻味。

当年听过巴力吉尼玛说书的人，都说：“巴力吉尼玛演唱‘乌力格尔’的时候，能把死人说活，会使独木成林。”当地的蒙古人，听说乌力吉尼玛来到郭尔罗斯草原说书，都聚到了朱日沁屯。珠联璧合的琴曲和唱词，迷住了一位18岁的蒙古族青年，从此，拜巴力吉尼玛为师，跟他学艺。这个青年，就是后来说唱《阿勇干·散迪尔》的白·色日布扎木萨。

白·色日布扎木萨，属牛。1914年出生于郭尔罗斯前旗朱日沁屯，祖籍土默特右旗（今朝阳）三座塔人。15岁在朱日沁屯给包家扛活，虽斗字不识，却聪明过人，口齿伶俐，为人诚恳，深受恩师的宠爱。说他跟巴力吉尼玛学书，还不如说是跟人偷艺。

 

散迪尔——

顺打，打死过三百魔鬼，

横打，打死过五百妖精。

即使把钢板一般的铠甲，

磨成了铁屑，

即使把青松一般的腰背，

累成了弯弓，

即使把明月一般的脸庞，

晒成了皱皮，

仍然具有撼动山峰之力，倒海之神功。

……

 

十八岁的白·色日布扎木萨，是个精明的小伙子。恩师说书的时候，他就站在一旁默默地听书，默默地背诵着这些唱词。三个月之后，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阿勇干·散迪尔》的唱词和念白全部记在了心里，即《阿拉坦·嘎拉巴》的故事。不久，他学会了演奏四弦琴，于是就背着一把胡琴，走村串户，开始了说唱的生涯。

1932年，白·色日布扎木萨年满二十岁，举家迁到王府屯，从此与青宝胡尔沁、白音仓布等艺人相识，互相切磋技艺，说唱艺术更臻成熟。随着说唱的生涯，几经搬迁。1963年，在哈拉毛都乡后蒙村蒙古屯落户。

如果说，出版《阿勇干·散迪尔》，是保存文化的一种方法，那么珍藏于锦囊里的民间艺术，也是一种蓄存形式。这颗艺术之种，经白·色日布扎木萨的几十年耕耘，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不久，以《阿勇干·散迪尔》为母本，由王迅执笔、特木尔巴根翻译、整理出散文故事，题为《镇服蟒古斯》。苏赫巴鲁整理、特木尔巴根、哈斯朝鲁汉译，韵文本《阿勇干·散迪尔》、《迅雷·森德尔》诞生。1987年11月22日，苏赫巴鲁陪同博·巴彦杜楞、乌云格日乐再次深入民间，重访白·色日布扎木萨老人。在原录音磁带的基础上，加之新采访的资料，整理出蒙古文版本，由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蒙古民族，以其诗意的秉性，在马背上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民族史诗，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化。草原上的胡尔沁，就是智慧的锦囊。

 

 

二、散迪尔——江格尔之魂

 

西部额鲁特蒙古，是诞生中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江格尔》的地方。

那里的民间艺人“江格尔沁”，用琳琅璀璨犹如珠玉一般精美的语言，以氏族社会、大漠雄姿、山野风光为背景，向世人展示出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正气浩歌，为世人描绘出众多英雄与严酷大自然和侵犯掠夺者的代表、假丑恶的化身——蟒古斯（恶魔）的战争场面，在剑戟林立，铁马金戈，鬼哭神嚎、战火纷飞之中，用豪放的语言，为世人叙述了一个跌宕起伏、震撼人心的宏篇故事——

 

在遥远无边的年代，

有个富饶的太康国，

高耸入云的宝殿里，

住着伟大的太康王。

 

庞大的殿群，

耸入湛蓝色的苍穹，

翘式的廊檐，

插进雪白色的云端。

辉煌的宫殿，

用闪光的金子包裹，

灿烂的圆柱，

用雪亮的银子来镶。

闪烁的光辉像行星，像月亮，像太阳。

……

 

说唱《江格尔》的民间歌手手持“托布秀尔”（弹拨乐器），刚刚唱出《江格尔》的引子，附近的男女老少就被歌声牵出帐房，纷纷聚到歌手的身边，坐在帐前的草地上，倾听这感人至深的传奇故事。

马可·波罗记载，他在蒙古草原见到过与“托布秀尔”完全相同的二弦弹拨乐器——舒尔。“托布秀尔”琴的琴身多为樟木、榆木或沙枣木挖槽而成，上蒙木制面板，面板中部挖有一个圆形共鸣孔，或三个品字形的共鸣小孔。琴杆和琴身雕刻着精美图案，或涂绘着各种花纹。琴弦是用秋季宰杀的山羊细肠制成的，整个琴身长度为七十至八十公分不等。它造形美观，制做简便，音色优美浑厚，便于携带。说唱《江格尔》的民间艺人，会根据故事的情节给予伴奏。唱到膂力过人的洪古尔骑着他那闪着火光的枣骝马，与“蟒古斯”展开激烈的战斗时，他会运用弹、扣、打等演奏技巧，让手中的乐器发出战马的嘶鸣，如鼓的蹄声。当故事进入到悲哀的境地，琴瑟也必定伴着歌声呜咽。

 

春天，

给羊群穿上了新装，

绿茵，

唤醒酣睡中的草场，

碧绿的原野，

犹如那秀丽的美女，

牧场的上空，

发出女子们的阵阵歌唱。

……

 

悲剧，改变了太康国富强的山川形态，新疆卫拉特先民的北方天堂——太康国，再度遭到“蟒古斯”的残害。一时间，从“蟒古斯”的血盆大口中发出的妖风，席卷了曾经宁静富有的家园。

从《江格尔》的开篇、布局、故事结构来看，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阿勇干·散迪尔》就是《江格尔》的子本。在传唱的过程中，民间艺人又根据当地的文化、风俗，进行了新的加工，融入各自的神话和传说，做出相应的异变。风格有所改变，但无论怎么，人们仍然能够在史诗中寻找到勇士江格尔的影子，瞥见江格尔之魂。

在蒙古民众聚集的地方，人们大多都有着这样的认知：听到蒙古英雄史诗，就望见圣祖成吉思汗之雄姿。西域额鲁特蒙古人，在用“托布秀儿”弹唱《江格尔》时，总是将“托布秀儿”擦拭得一尘不染，换上干净的袍装。江格尔是蒙古人世世代代传颂的英雄，听者一定要关牢帐门，怀着敬畏的心情安静倾听，否则就会感到对不起英雄。额鲁特蒙古人说：赞颂江格尔的歌声一旦响起，英雄的神气就会来到我们的身边，打开帐门，江格尔的神气就会跑掉。

郭尔罗斯民间艺人在说唱《阿勇干·散迪尔》之前，户主要点燃佛灯，演唱者净手、焚香，之后才能在肃穆的氛围中开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蒙古人家中遇险遭难、村落发生较重的瘟疫或遭遇自然灾害时，常常要请说唱的艺人前来焚香，说唱《镇服蟒古斯的故事》，以此避邪禳灾。

《江格尔》，是卫拉特文化。

《散迪尔》，蕴含东蒙文化。

音乐，是蒙古族民间说唱文学的载体，负载着说唱艺术从远古走到现今。在流传的过程中，即有变异性，又有传承性及稳定性，同时，也因地域文化的融合，从而形成各自的流派。

 

三、散迪尔——草原的财富

 

豪放之美。

骠悍之美。

深沉之美。

自然之美。

繁衍生息在蒙古草原上的人们——

以烈酒和琴声，吼唱着民族的意志。

以骏马和牛羊，搅拌着多彩的生活。

以弓箭和篝火，梳理着浓烈的情愫。

以鲜血和汗气，充塞着苍凉的穹庐。

史诗诞生之后，传唱中的英雄形象，使草原人的目光不再平静，神态从此不再麻木，眼界犹如宇宙般无垠。草原人与英雄比肩，唱英雄之歌，走骁勇之路，这就是蒙古族英雄史诗带给蒙古人的最大财富。

蒙古族英雄史诗，依附于音乐和演唱而存在。古代蒙古族诸部产生的英雄史诗，往往都具备奇异诡秘的特质，脱胎于神话，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也是人类首次战胜自然力的标志。

 

英雄散迪尔——

胯下紫檀色的宝马哟，

扬起了蔽日般的烟尘，

在辽阔江河湖海之上

好似飞鸿一般在疾奔。

 

散迪尔的马——

甩动着细长的尾巴哟，

恰如滚动的惊雷闪电，

四蹄迅疾如飞的速度，

把白云之影丢在身后。

……

 

这就是蒙古族英雄史诗。马蹄划过江河海湖，英雄散迪尔的双翼神驹，使白云苍狗让步。

史诗，从稚嫩走向成熟，是民族开始形成时期的产物。而民族的形成，必须要突破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原始社会制度，成为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共同体，进而形成自己的语言、文化、心理素质和地域。人们把这一时期称作“英雄时代”，崇拜英雄、赞美英雄是全社会普遍的心理和道德标准。而这个过程，必将经过文化的变异和差别。除本民族外，还有外来文化的影响，这就使得一些英雄史诗呈现出多元文化的重叠性。

嘎力宾是一位魔女，住在阴暗的魔洞。有一天，她心绪不宁，独自作着白日梦：因为阿勇干 ·散迪尔远离翠岭城，于是就计划着，把布端可汗的王子抢来做郎夫。于是，就出现了以下这段史诗：

 

找一个嘎嘎般的丈夫，

嘎力宾感到一丝慰藉，

她像一头贪食的母猪，

在山洞前，拱来拱去。

找一个扎扎般的丈夫，

嘎力宾感到万分欣喜，

她像一只寻食的刺猬，

在草地上，滚来滚去。

……

于是，跳入湖水之中，

洗一洗，酸臭的身体，

折了根，带叉的树枝，

把一蓬乱头细细梳理。

……

 

“嘎嘎”、“扎扎”是郭尔罗斯蒙古族民间俗语，前者为“好看”，后来为“漂亮”。 “扎扎”是对衬语，是为了映衬“嘎嘎”而产生的叠用语。这种文学现象，是郭尔罗斯草原民间艺人常常惯用的艺术手法，目的是让说唱艺术更加生动化、形象化、幽默化。

与《江格尔》相比，《阿勇干·散迪尔》更具幽默性，读过这部史诗的人，常常会为某一个情节的精彩描述而忍俊不住。如果亲耳聆听郭尔罗斯民间艺人白·色日布扎木萨唱白兼备的演唱，亲眼看到艺人惟妙惟肖的夸张表情、形象的动作，其情形必将产生更深的艺术效果。

根据这些迹象，可以推断：长篇英雄史诗《阿勇干·散迪尔》是嫩科尔沁东迁时随之带过来的文化遗产，在东蒙“文化北移”的繁荣氛围下，靠“乌力格尔”这一深受民众喜爱的形式，靠世代朝尔沁、胡尔沁的传承关系，得以保存，并在保存的基础上，又融入本地的文化基因。

史诗，以韵文的形式表现内容。它的出现，标志着创造史诗的年代，诗歌已经开花结果，诗歌已经趋于成熟。因为，诗歌是人类在艺术创作活动中最先开拓的领域之一。

 

 

四、散迪尔——民俗的宝库

 

史诗的内容，具备着独有的特征，即直观真实地反映了一个时期的生活图景，也记录了议事、选举、征战、抢婚，以及原始时期的历史、地理、军事、医学、天文、体育、音乐等。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被一一记录在史诗中，形成珍贵的资料。

 

阿勇干·散迪尔英雄，

银色铠甲与朝阳辉映，

一条镶银裹玉的皮带，

紧紧系在勇士的腰中。

 

脚上蹬着豹皮的长靴，

袍装刺绣着九条金龙，

脑袋上戴着金盔之顶，

飘着一束鲜艳的红缨。——男子的装束

……

美丽的普日列玛姑娘，

端坐在明澈的镜子前，

细软之绸裁出的飘带，

系着油黑发亮的头发，

绣着孔雀凤尾的上衣，

穿在姑娘秀美的身上。

 

镶着七色珠宝的头饰，

闪烁五彩缤纷的虹光，

千金不换的水晶耳坠，

戴在姑娘撒娇的耳畔。——女子的装束

……

 

英雄散迪尔出征时的着装，英气逼人。可汗之女普日列玛姑娘即将嫁给端布可汗之子扎木苏达赉，盛装之美，一目了然。史诗中的民俗，表达了那个时期蒙古人的审美情趣，以及创造史诗的人对蒙古创世英雄的美好瞻望。

朝代的更迭，必将引起服饰的改变。一代又一代的民间艺人，在历史的转变中，即保持了史诗的本色，也为史诗加入了新的文化元素，其中也包括某些片段中的服饰描述。蒙古人佩戴红缨帽的习俗，始自于清朝。清代官员礼帽，帽顶覆盖红缨。红缨是一种隐喻，即：大人的顶子，是前辈用戎马生涯和鲜血换来的。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不可避免的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于是，英雄史诗中的帽饰和服饰，也发生了一次大的转变，从古代尖顶的固姑帽转向尖顶的红缨帽，从崇尚神马、神鹿、神鹰走向以“凤冠霞帔”为荣的阶段。

古代蒙古在奴隶制社会时期，有抢婚习俗。成书于1240年的《蒙古秘史》，就翔实地记录了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抢诃额仑为妻的整个过程。

英雄史诗《阿勇干·散迪尔》，抢亲的情节彼彼皆是，如：女性魔王嘎拉宾抢王子达赉扎木苏为夫，男魔那嘎仁珠抢可汗之女普日列玛为妻。

一场突然的变故，就这样拆散了达赉扎木苏与普日列玛的喜庆姻缘。

 

魔女施放的妖气，

布满翠岭城上空。

忠勇的守城卫士，

昏倒还没有苏醒。

 

魔女嘎力宾——

解下身后的皮囊，

       对准扎木苏王子，

念起可怕的咒语，

让王子误入皮囊。

……

在这里，蒙古古代男子的“马背抢亲”变成了魔女“诅咒施蛊”的抢亲行为，以男女角色的转换，吸引着听者的目光，也为英雄史诗《阿勇干·散迪尔》增加了新奇的色彩。

蒙古聘婚制产生于封建社会，但仍有抢婚制的残余。在部落间的战争中，抢婚或掠夺婚仍屡见不鲜，其是，也包含着“指腹为婚”的习俗。

 

扎木苏荣可汗——

对女儿普日列玛说：

在这金色的世界上，

你还没有坠落母胎，

汗父就已指腹为婚，

为你订下一门姻缘。

……

 

这一段，就是蒙古古代“指腹为婚”习俗的再现。即体现那个时期的婚俗状态，也表明“子从父命、女袭父言”的古代道德观。民间，是人民生活的底层。生活在底层的蒙古族民间艺人，才能创造出适合于人民大众口味的英雄史诗，并将丰富的民俗融入史诗。

史诗，是一个民族早期生活的百科全书，更是一个民族胜利的凯歌。没有民间的浸润和切肤的体验，史诗将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五、散迪尔——闪光的性格

 

《蒙古秘史》成书于十三世纪窝阔台汗时期。

我在译著《蒙古秘史·文字本》的过程中，心中一直存在着深深的疑惑：元代《秘史》初本已经在战争中辗转遗失，我见到的清代版本，是否完全保留了最初的蒙古文学风格。

读一遍《蒙古秘史》，等于没读，我只知故事，不知内涵。读三遍《蒙古秘史》，我只能解开大汗袍装上的一颗银扣，观其皮毛，知晓其一。读十遍《蒙古秘史》，把一本书翻烂了，我方才获悟：抛除《秘史》中的大量韵文，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具备着完整的诗意，隐含着深度和广度，甚至与命运紧密相连。

《秘史》中，包含着392个人名，62个氏族、部落、姓氏、国籍，166个地名。通过查证，可以清晰的得出这样的结论：古代蒙古人以诗韵的风格，以美学的目光，为自己游历过的山川大河命名，并赋予每一个氏族、部落以诗性的名字。

熟读《秘史》，才能读懂游牧民族天性浪漫、出口成诗的性情。

因此，有一种声音，总是在我的骨头里“嘎嘎”作响：《蒙古秘史》最初是以史诗的形式出现的，清代学者在用汉字记录蒙古语、标记旁译的过程中，因为诸多因素，才让《蒙古秘史》丧失了英雄史诗的色彩！

基于这种想法，我在译著《蒙古秘史》时，以散、韵交融的手法做为文学规范，以蒙古诗韵的传统风格，应散则散、应韵则韵，将传说故事溶于水乳之中，其目的，就是尽可能的恢复《蒙古秘史》的原貌，再现蒙古古韵之优雅。

在创作手法上，《阿勇干·散迪尔》承袭着《蒙古秘史》的风格，甚至原文引用了《秘史》中的章节。人物形象及性格，犹如兀立在原野之上的崖石，陡然峭立，令人过目不忘。

 

英雄散迪尔——

与朋友们相处之时，

就像绵羊一般温顺，

和蟒古斯搏杀之时，

就像雷霆一般迅猛。

英雄散迪尔——

是可汗月下的伴侣，

是可汗日下的身影。

是可汗夜里的耳朵，

是可汗白天的眼睛。

 

是可汗出征的佩剑，

是可汗忠诚的长弓，

是可汗掌心的明珠，

是可汗梦中的恒星。

……

 

蒙古男儿，忠勇成性。宁愿折断自己的脊梁，也不能有辱于可汗和家族的尊严。正是这种民族基因，成就了圣主成吉思汗和英雄散迪尔所向披靡的伟业。

忠诚，取决于文化，取决于民族大范围的教养。

忠诚，是建立一个国家最牢固、最稳定的基石。

冷兵器时代，马背征战、长矛箭镞，兵力对等。野蛮无力征服世界，征服需要一种强大的力量，需要团结忠诚做为前行的根基，而推动这种根基的，必将是一个民族的文化。

西方研究蒙古历史的学者，曾将一枚盖世勋章——世界皇帝、马背皇帝，授予威震世界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被西方人称之为“黄祸”的蒙古人，为什么如此这般强悍，是什么赐给十万蒙古铁骑征服世界的威力，仅仅是靠他们的野蛮与残忍吗？

野蛮，无力征服世界。

人之初，原本并无多大区别，人文背景可以塑造人的第二性。在相互杀戮的年代里，每一个游牧民族，在不断的你死我活的争斗中，都可能沦为一个野蛮的而又不容别人侵犯的民族。

是蒙古人的手中，拥有一把攻破五方八极的金钥匙吗？

有的话，那么，这把金钥匙就是精深的蒙古游牧文化。

忠诚，是征战者的法宝。这个闪光的字眼儿，一直贯穿在《阿勇干·散迪尔》的字里行间，呈现给读者的，不仅仅是勇士应该具备的一种行为，而是一个民族的整体意识。

 

魔王那嘎仁珠——

冲着普日列玛姑娘苦苦哀求：

半毡寒冷你我早日结下姻缘。

普日列玛听了，回敬着魔王：

日落西山我正挖掘你的坟墓！

……

 

蒙古女人，棒打不离蒙古包。自幼生长在汗帐内的普日列玛姑娘，怎么可能忍受与魔王同居魔洞的生活。

蒙古民族的性格，造就出蒙古民族的语言风格。

在抢婚的过程中，刚烈的普日列玛姑娘，就用这样的语言和“响亮的耳光”回敬着魔王，昭示出蒙古女人只为钟情的男子而活着、宁愿同归于尽也不能容忍他人贴近肉体的刚烈心理。

在诞生蒙古史诗的年代里，苍苍老者、壮年兵丁、妇女儿童，皆把忠于可汗看成是最高尚的美德。民族的情绪，烘托出史诗的氛围，就连端布可汗赐给散迪尔的那匹双翼神驹，都具备着勇士忠诚的秉性。

 

辽阔无边的草原，

是它嬉戏的牧场，

清澈如镜的湖水，

沐浴神驹的成长。

甘美甜香的牧草，

养育它膘肥体壮，

圣洁纯净的泉水，

是它饮用的琼浆。

 

只要是轻轻呼唤，

霍咧霍咧的两声，

即使是远在天涯，

也能回到你身边。

当你遇到险情时，

神驹是你的屏障，

当你遇到不幸时，

神驹能给你力量。

……

 

蒙古人，爱马如命。在人与马的关系上，《阿勇干·散迪尔》同《江格尔》性质相同，都出现了类似于《神驹救主》的情节。《阿勇干·散迪尔》中的神驹，为了搭救主人，一个月的路程一天跑完，一天的行程一个时辰跑完。《江格尔》中的宝马，为了唤醒死于“蟒古斯”妖术之下的主人，展开了一场人与马的对话，让所有的听众为之流泪——

 

它见到过多少的仇敌，

它参加过千万次征战，

它践踏过多少的血滴，

它带回来的总是胜利。

 

如今，

它不敢再看那白茫茫的沙砾，

砂砾上睡着毫无生息的老友，

殷红的血浆洗涮了他的战绩。

静静地，

静静地，

没有一个人，在他身旁哭泣！

 

起来吧，主人——

像草场一样枯黄了，

明年，再发出新绿，

像太阳一样熄灭了，

清晨，再悬于天际，

像月亮一样缺损了，

夜晚，再圆满无憾，

像飓风一样停止了，

明天，再吹舞戈壁！

……

 

悲哀的眼泪，不是起死回生的药剂。

生者的哭泣，更不是死亡者的安慰。

通晓人气的宝马，不忍心将这个消息传递给主人的妻子，就这样默立于沙海之间，独自伤悼着主人。

英雄不死，一个民族才能将光明置放在额头。故而，在所有的蒙古诗史中，真正的英雄都具有“起死回生”的法力。这是一种隐喻，饱含着精神的信仰：英雄与民众永远站在一起，与草原永远站在一起，其寿命如长生天一般恒久。

史诗，以其豪迈的风格，喂养着一代又一代人，情感脆弱的女人们，在人与马的对话中泣不成声。蒙昧无知的孩子们也似乎长大了，他们不再是依偎在母亲膝下撒娇的小马驹，更像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天下无敌的散迪尔，

倾听着可汗的命令，

捋捋长发乌黑发亮，

整整铠甲铮铮有声，

豹皮长靴足有半庹，

斗大盔缨半日露红。

 

犹如迅雷的散迪尔，

把虎胆震破的英雄，

甩开流星大步前进，

如虎豹在原野疾行。

当他淌过一条河水，

河水呈现一条裂缝，

当他踏过一片沼泽，

沼泽出现一道深坑。

……

 

这，就是《阿勇干·散迪尔》中的蒙古英雄，步伐铿镪有力，目光坚韧无敌。无论泱泱大风来自何处，无论兮兮风雪来自何方，英雄都一直伫立在民众的目光中，伫立成史诗中的丰碑！

 

 

六、散迪尔——宗教的胎记

 

蒙古族萨满教祷词曰：

上，有九十九尊天神。

下，有七十七尊地母。

蒙古族英雄史诗产生于萨满教时期。私有制产生之后，阶级的分化，必然要被萨满教所利用，并产生新的、适用于萨满教的文化，即：人间拥有了等级，神灵也有了高低。

《阿勇干·散迪尔》史诗中的女神乌银高娃和阿喜玛，都是受天意而下凡的特使，带着帮助散迪尔镇服蟒古斯的使命，属于神灵世界中的佼佼者。

乌银高娃手持宝剑，骑着梅花鹿，骑着驼皮的神口袋和镶银的神套索。

 

乌云高娃女神——

梅花神鹿是她的坐骑，

驼皮口袋是她的宝囊，

三百六十丈的套马杆，

来自于月亮里的檀香。

……

 

在北方少数民族的传说中，梅花神鹿是萨满教主的守护精灵，具有腾云驾雾的本领。三百六十丈长的套马杆，正如萨满法器中的神鞭、神套索，甩出去，就可以铲除一群大大小小的妖魔。驼皮口袋，即是宝囊，也是收服妖魔灵魂的工具。这一切，都与萨满教中的法器紧密相连。

阿喜玛投胎于母魔的腹中，胸前挂着一枚闪亮的铜镜。

铜器，是萨满教中最重要的法器，具有超常的魔力、先知先觉的功能，既可护身，又能与妖魔斗法。此外，萨满铜镜还能驱鬼祛邪、聚魂聚神。

女神阿喜玛的胸前，挂着神镜，闪光的神镜小巧玲珑，所照之处，尽显神通，一切灵魂都被聚拢在镜中，使妖魔们丧失了起死回生的能力。这面聚魂镜，就象征着萨满的神镜。

 

原来妖魔的魂灵不在体内，

隐藏在各种生物的腹腔中。

有的栖息在原始孤独朽树，

有的隐藏在秃山怪石空洞。

 

有时，隐藏在蟒蛇的腹内，

有时，钻进了骆驼的双峰，

有时，驻扎于乌鸦的巢穴，

有时，藏入了蓝天的球星。

 

女神的美貌哟，足以销魂，

克拉布的英俊，足以勾神。

女神把妖魔的魂灵聚入镜，

这时候才缓缓把婚宴举行。

……

 

这是史诗中一段念白。女神乌银高娃和阿喜玛各有分工，以萨满教的神器做为降妖的法器，协助英雄散迪尔镇服了形形色色的蟒古斯。

喊杀声，震动了明月，使星星殒落。

喊杀声，使日光发暗，使江河泛滥。

在这部史诗中，萨满教“博”祭祀的圣物——驼皮口袋、宝剑、定身鉴、神鞭、神树等都成了两位女神手中的神物。魔王驾驭的火牛、手持的火蛇鞭，也是萨满神器的象征，各有各的魔力。

在古老的萨满教中，地位最高的、被认为法力最大的，是“幻顿”。

“幻顿”是主持祭祀天神（腾格里）、祭雷神、祭牲畜财产保护神“吉雅其”等重大仪式的萨满。在蒙古萨满教中，“幻顿”以天的外甥身份出现，只有他，才可以在天打雷时发出咒语。

在成吉思汗时期，萨满教已经渗透到军队里，在战争中，萨满教主大多充当着“军师”的角色。

郭尔罗斯萨满文化，渊远流长。蒙古族先祖东胡、鲜卑、室韦的分布地带，都属于萨满文化区域。在民间口头传承的神话故事里，动物、植物、天地、日月星辰、山川河流以及远祖等，只要是在人们的经验范畴内出现过的事物，都有专属的神灵存在。人们通过与其事物相应的仪式，来祭祀这些神灵，以求平安吉祥，避开灾难和危机。

《蒙古秘史》载：成吉思汗、王汗率领兵马，从宿营地出发，与敌方札木合的队伍相接后，在阔亦田之地列阵。这就是蒙古史上著名的阔亦田大战。双方在各自的阵地上，调整军容，前有虎将，后有护兵。双方的兵马在不停的移动着，对峙着。双方正要交战时，札木合的先锋乃蛮部的不亦鲁黑汗、斡亦剌惕部的忽都合·别乞二人，在阵地上动用了“札答”术，施展“招风唤雨”的萨满法术，欲借风雨摧垮成吉思汗、王汗的威力。两位祈雨者，取净水一盆，浸“札答”石（指牛黄、狗宝而言）数枚。“札答”大者如鸡卵，小者不等，然后默咒。将石子淘漉玩弄，如此良久，辄有雨。

乃蛮部的不亦鲁黑汗、斡亦剌惕部的忽都合·别乞施展着法术，果然招来风雨。然而，他们却没有料到，猛烈的狂风，滂沱的大雨，没有降临在成吉思汗的阵营之上，而是逆袭了自己的阵营，使自己的人马无法走脱，纷纷翻倒在沟壑之中。于是，施展法术的不亦鲁黑汗、忽都合·别乞说：“风雨翻过来了，这是上天不喜欢我们的缘故！”话音一落，札木合的先锋们便带着各自的兵马溃散而去了。

萨满教，是一门世界性的学科。

史诗《阿勇干·散迪尔》留下的宗教胎记，无处不在。做为珍贵的史料，《阿勇干·散迪尔》不仅为我们保留了一份原始的记录，也让我们联想起蒙古古代萨满在战场上施展法术的精彩片段。

 

 

七、散迪尔——文化的宝镜

 

史诗一般分为三类，神话史诗、创世史诗、英雄史诗。

《江格尔》、《格斯尔》、《散迪尔》等，都属于以战争为主要题材的英雄史诗，卷帙浩繁、规模气势磅礴的宏篇巨作。

与十万行的《江格尔》相比，《阿勇干·散迪尔》属于中长篇英雄史诗。

史诗在情节结构上可分为两种：即单一结构和复合结构。单一结构，只有一个情节组成一部史诗。如只有抢婚（a）一个内容或一次战争（b）。即单一结构=a或b。复合结构，是在单一结构基础上的发展。由两个以上的情节构成一部史诗或一部史诗的一章。如抢婚和战争，或两次以上的战争。即复合结构=a+b或b1+b2，《散迪尔》属于复合结构的英雄史诗。

英雄史诗在描写人物、骏马、戎装、武器、战斗场面时，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固定化的程式，这首先是由说唱艺术的性质决定的。因为必要的程式甚至雷同和反复，便于加强记忆，深化感情，对于民间艺人和听众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另外，蒙古族艺术传统和群众的欣赏习惯，也是形成这种特点的历史条件。

英雄史诗《阿勇干·散迪尔》是蒙古风俗的画卷、也是民间故事的“乌塔”（口袋）。

在民间采集到的蒙古族神话《日蚀与月蚀》里，即出现嘎拉珠与日、月追逐的故事。在《日月传说》中，出现女神魔镜的故事。《阿勇干·散迪尔》也借用了许多古代神话故事，如《骆驼的传说》、《泉水的传说》、《敖包的传说》、《雪山的传说》、《鲜花、树木，草药的传说》。

蒙古族英雄史诗韵白兼用，靠演唱的翅膀飞越高山大河。

在整理史诗的过程中，整理者或翻译往往删去散白部分，保留其中的韵文部分。诗文表现手法丰富，连连运用“复唱”（即复沓），是为了听众的易记。

 

散迪尔大战蟒古斯，

数着黑夜里的星星，

杀了九九八十一天；

叨念着草木的数字，

杀了九九八十一天，

叨念着蝼蚁的数目，

杀了九九八十一天；

叨念着蜂蝶的数目，

杀了九九八十一天。

……

 

大力士散迪尔，把一座山峰举起来，朝着蟒古斯抛去，蟒古斯竖起一座山岗阻挡，双方对阵时，山峰被击碎，隆下纷纷的石雨，征战的烟尘使月亮不敢出山。

比喻、夸张更为生动，如史诗中十二头魔阿尔扎黑的出现：

 

虎头专事吞吃，

贼头专事拐骗，

疫头专事吐放，

蛇头专事喷毒；

一头专事放火，

一头专事放烟，

一头专事夜哨，

一头专事偷听。

……

 

阿尔扎黑魔王，长着十二个脑袋，集十二种兽性于一身。十二个脑袋各行其事，十二个脑袋各守其职。魔王的十二个脑袋，是十二生肖的隐喻，虎有虎的智慧，蛇有蛇的计谋。

生长在草原上的蒙古族说唱艺人，是民间的智者。他们以其聪颖的心性，创造着史诗，并赋予阿尔扎黑魔王足智多谋的秉性。魔王最终死于英雄散迪尔之手，由此，才引出能人之上有能人、骏马之中有神驹的区分，以及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山峦，相互对骂。

草木，互相吞生。

乌鸦“吃肉、吃肉”地叫着。

秃鹫“吸血、吸血”地唱着。

魔鬼降临人世，鸟兽与鸟兽决战，天下再无安宁之日。这种大笔的夸张，是其他作品难以完成的。对神犬、神鹰的夸张描绘更是出人想象。与之相比，女神阿喜玛的降临，更具传奇性。

 

前几天，

马鲁勒生下一只火球，

奇异的火球熠熠闪光。

火球——

滚动了九九八十一圈，

火球迸裂

跳出一个美丽的女婴。

 

女婴瞬息间长大成人，

仿佛蟒古斯的黑窟里，

突然间升起一轮太阳。

身边飘荡着缕缕云霞，

浑身闪烁着七色虹光。

 

阿喜玛的乌发，

能够引来千万只蜂蝶，

阿喜玛的眼睛，

能够映出南湖的牡丹。

……

 

女神阿喜玛，降生于母魔马鲁勒之母腹。阿喜玛自天庭下凡人间，一直协助英雄散迪尔铲除妖魔。蒙古族民间艺人创造着“以恶治恶”的传奇史诗，正如万民归一的心愿：

打死老虎的人，饱食虎肉。

惧怕老虎的人，身填虎肚。

当年，郭尔罗斯民间艺人白·色日布扎木萨，就用这样的语言，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听众。慕名前来听书的人，络绎不绝，门前常常是鞍马集合，车流不息。一些老人说：当年听白·色日布扎木萨说书，就像天天喝着浓酽的红茶一样上瘾，一天不听，就像没有魂一样，感到全身难受。

韵文的典范，智慧的锦囊。

民俗的宝库，东蒙的财富。

闪光的性格，宗教的胎记。

神话的演变，文化的宝镜。

这八种概括，就是英雄史诗《阿勇干·散迪尔》的全部文化内涵。

如今，说唱这部英雄史诗的郭尔罗斯民间艺人白·色日布扎木萨老人已经作古，驾银梯升向吉祥的天堂。匆忙中写下这篇综述，也是对白·色日布扎木萨老人最好的纪念。

树之可贵，在于果实。

人之可敬，在于奉献。

奉献文化者——阿穆尔·赛音，灵魂永远自在安宁！

虔诚地祝愿白·色日布扎木萨老人的灵魂长宁久安！

愿英雄史诗《阿勇干·散迪尔》，像养育我们的松嘎林（松花江）江水一样永远奔流不息，与史诗的创造者同在，与圣主之英姿同在，与江格尔之魂同在，与蒙古人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