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特喜欢过清明,因为按惯例,学校在那天要组织大家去扫墓、祭奠为我们赢得了幸福生活的烈士们。
可那对于尚是小学生的我们来说,这跟旅游踏青是一样一样的:一天时间可以不上课,自己带饭结队前行,实在是赏心乐事。
如你所猜,许大明白当时年少懵懂、没心没肺,自然不会因为想起英雄们的壮举而心潮澎湃、连鳄鱼泪也未曾有过一滴。
实际上,从小看电影,觉得战斗英雌们都很彪悍,不像鬼子或伪军们中一枪就臊眉搭眼地倒地不起,往往是以一抵百、纵然身中数枪也还要挣扎着说一番话、掏出张带血的入党申请书啥的才歪头壮烈。所以总觉得好人比坏人生命力要强,为此曾苦苦思索既然咱们打坏蛋这么轻松、为什么抗日战争会牺牲那么多先烈。
当时没有手工课,但是老师清明前两天总会要我们亲手做雪柳,据说只有亲手做的才能代表我们缅怀先烈的一片赤诚。
雪柳的做法大概是:先去折几根柳条去掉皮,柳条要不长不短、不粗不细,然后将白纸裁成一张张宽度一致的小条,用浆糊绕着贴在柳条上。贴完后这个柳条就有了无数白须须,所谓梅须逊雪三分白,因其过白而且缘柳而成,故称雪柳。
如日前所述,许大明白小时候光长心眼儿了,动手能力惨不忍睹,裁的纸条充分突出了个性化色彩、宽窄完全不一:像木棍、筷子、牙签、细针粗细的,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老师很愤怒,认定如果我胆敢拿着这根雪柳去扫墓,烈士们都会愤怒地跳起来。
当然,其他同学做的也是五花八门(一般而言,女同学做的好一些)。有个男同学折来的柳条剧粗,裹好后犹如哭丧棒,请公安机关鉴定的话,完全可以作为凶器使用。
老师点了包括我和哭丧棒兄在内的十几个同学的名字,恶狠狠地说如果今晚你们在家不能做好雪柳,明天就不要去了。
我忧心忡忡地回家,临睡前折腾了半天,发奋做了数只,却发现跟爱迪生做小板凳一样,没有最差、只有更差。无可奈何之下只好跟老妈哭诉。老妈叹一口气,无可奈何地让我先去睡,自己动手在昏暗的灯光下开始劳作。记得当时我睡不踏实,曾半梦半醒地睁眼看老妈的背影,看着看着就又睡着了。
第二天醒后,发现在床头有几枝特别完美的雪柳,不禁大喜,觉得真是世上只有妈妈好。
兴高采烈地到学校集合,发现昨天挨批的手里拿的雪柳都很完美,估计都是家长代劳。大家彼此会心微笑、心照不宣,只是害怕老师会发现不是我们自己做的,不够虔诚。
我们的担心有些多余,老师看到我们做的雪柳改头换貌、焕然一新,很是满意。大手一挥,我们就排队出发了。
因为是集体活动,大家穿的都很整齐,一般都是蓝裤子、白衬衫,这在当时就属于正装了,跟现在的晚礼服或燕尾服可以等量齐观。
出了县城要走十几里地,中间要穿过三四个村子。当时的老百姓都很淳朴,特别爱看过队伍。估计从解放之后很少有队伍过了,所以三十年后连小学生们排队去扫墓也要围观。尤其是老太太们,看到我们跟看到亲孙子似得,觉得我们这些县城来的娃儿都长得怪可怜见的,有的还伸手摸我们的脸蛋。
我们都是受过教育的有身份的人,所以大家都很矜持,总是目不斜视、一本正经地走,老太太来摸的时候象征性地躲一下,躲不过也任他们摸。
好像每个村子都会有个傻子,看到我们来了不胜之喜,总是跟在我们后面或加塞到队伍中间,喊着一二一地跟我们走,而且鼻尖上会拖很长一段鼻涕荡秋千似得来回乱甩。直到带队老师呵斥几句甚或体育老师来踹一脚才笑嘻嘻地闪开。
到了纪念碑后,气氛陡然肃穆起来,大家都学着老师埋着头做沉痛的样子。这时会出现一个发如雪的老军人,很英武地站在队前,给我讲当年解放县城的故事。讲着讲着自己就先激动起来,到伤心处会一把鼻涕一把泪,我们也都跟着悲切切地、哀声一片;而当红旗插到了城头的时候,我们都攥着雪柳鼓掌、振奋得不得了。
仪式结束后,老军人和校长村长去吃饭喝酒,我们会散在村里的街头吃饭。
当时我们都是自备盒饭,家里给做好。所谓穷家富路,只要出门就要吃好点,况且大家会餐,互相会比较,所以老妈会竭尽所能,在里面添一个荷包蛋或者两块肉啥的。
一般来说,馋嘴的我们总是违背本性、舍不得先吃掉鸡蛋和肉,而是故意先把他们拨拉到谁都能看到的角度,以作为炫耀和夸富得资本(和当年石崇、王恺他们斗富一样),自己强压着欲望先一口口地就着口水吃白米饭或啃火烧。
哪怕这样的伙食,已经足以引起村里的小孩儿们围观了。当时我们蹲在能晒到太阳的墙根下,细嚼慢咽,一堆系着屁股帘的小孩会呆呆地在我们面前站一溜,直勾勾地看我们吃。
二十多年过去,现在可以天天大鱼大肉了,可当年那种香甜的感觉却再也找不到了。因为,很久没有机会被馋得流口水了。
二十多年过去,我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所谓的成熟的人了,却突然懂得当年那些牺牲的烈士原来也很幸福,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理想,并且为了理想而甘心献出生命。
而许大明白呢:虽然如今还时不时会有和谁拼了的冲动,却总也找不到为了什么而拼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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