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商周年悼恩师

——怀念胡绳武先生

去年6月15日，胡绳武先生在京去世，享年93岁。

与先生相识，是在1983年我进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进修中国近代史的时候。戴逸先生给我们上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林敦奎先生上洋务运动，李文海先生上甲午战争到义和团运动，胡绳武先生上辛亥革命与北洋军阀。在这个学期的最后一段，我见到了久闻大名的胡先生。

那时北京已进入冬季，同学们早早进入教室等着上课。我在教室前候着，胡先生走过来时，清史所的几位年轻老师围着他边走边交谈着，进了教师休息室。因为时间还早，我也跟着进去了，第一次见到了胡先生的风采。胡先生是辛亥革命史的大家，要在紧张的课时下完成教学任务，自有别样难度。但他抓住日俄战争的关节点，展开革命派与立宪派、改良与革命的线索，提纲挈领，条理清晰，令我终生受益。

第二学期，清史所安排学员到青岛、威海、旅顺等地考察，由胡先生带队，我们的接触就更多了。因为我平时与胡先生接触较多，我就与胡先生住在一间。记得到青岛的第二天，我们参观了德国总督府和博物馆之后回到招待所，吃好晚饭后胡先生说他要去海洋学院看一位老同学，很晚很晚才等到他回来。他没有我期待的老友重逢的兴奋神色，而是满脸惆怅和疲惫。我边打水边问，见着了没？先生叹了口气：“我好不容易找到那里，敲了好长时间门，门打开了，却告诉我，他已经去世多年了。”那天晚上，他展转反侧，一夜没入睡。第二天，他话少了很多。

进修班结束以后，我到北京出差，有空便去看望他。胡先生在北京的入室弟子，只有程为坤一个，在清史所工作一段时间后，于1989年去了美国，师从罗维廉，攻读博士学位，著有《劳作的女人》，加州州立大学契科分校聘为终身教授，不幸于2007年遇车祸去世。胡先生谈起他，总是那么惋惜和留恋。程为坤去美国后不久，胡先生也离休了，住在人民大学的静园。师母长期患帕金斯症，需要他照料；每天上下五楼买菜、烧饭。最初几年，我上门时师母还能起身迎送，后来便卧床不起了。每次去，有着与先生畅谈的快乐，离开时却不免有看到他们相濡以沫的痛楚。师母去世以后，静园也动迁了，先生搬到蓝靛厂的时雨园，与儿子住在一起。除了人民大学的一些老人还在那里有所交流，登门拜访他的人越来越少了。随着年事越来越高，故人已稀，所以我每次去，他特别高兴。2015年的夏天，我又去看望了他，他的行动已经很不方便，我不能再像以往那样，请他到外面吃饭，边吃边聊了。

晚年的胡先生，依然关心着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动态，书架、书桌上不断增添着新书。有些新的动态和新书，我还是从胡先生那里知道的。他从50年代到70年代，在复旦大学工作了二十多年，1974年调到北京参加新成立的《历史研究》编辑部工作，后来坊间对他这一段的工作有些微词，其中原委，先生格于共事老友情面，不愿详谈，但我能感受到他受到的不公。第二年，金冲及先生介绍他到文物出版社工作；1980年12月，胡先生调到清史所工作。在北京工作期间，胡先生与金先生继续合作撰写四卷本《辛亥革命史》的巨著，在他退休的那年，1991年，终于完成出版。胡、金两位先生从复旦开始的六十年亲密合作，成果丰富，是中国史学界罕见的。退休后的胡先生依然笔耕甚勤，在八、九十年代的辛亥革命、义和团等国际会议上，我都能与他相见。2002年，先生八十寿辰，由王鹤鸣先生牵头，上海史学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等单位联合在上海图书馆召开“胡绳武先生八十寿诞暨《清末民初历史与社会》出版座谈会”，先生见到了许多老友，兴致很高，会后还参观了藏书楼。离开藏书楼，我与他一起在东方商厦的露天茶座上吃咖啡，那情景，至今还在眼前。国家清史工程启动后，他主持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立宪运动”，在一些同行后进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完成了。2012年去枣庄开会，路过胡先生的家乡泥沟，在车上打了个电话给他，他非常高兴，简短的谈话中，明显流露出对家乡的眷恋。一向步履很快的他不能再远行了。他怀念上海，想再看看上海，看看上海的亲友，外孙女婚礼，他坚持要来上海。我劝他不能来，先生年事很高，离不开照顾，婚礼之际，晚辈很忙，动不如静。先生竟听进去了，现在我却不知道劝对了，还是劝错了。

2016年夏天，我去北京办事，抽空探望了清史所的王道成先生，吃饭聊天时，还提到下次来京时要去看胡先生，还不知道胡先生已经故去。今年4月，去北京办完事后预订离返沪列车还有几个小时，突然想到再也见不到胡先生了，不禁怆然。我在车站的咖啡店里点了一杯，静静地等着久久未到点的列车，想着徐家汇的那个露天茶座。

曾近是那么亲近、那么易见的胡先生，突然阴阳两隔，动如参商。一年过去了，胡先生，你在那里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