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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财政与经济关系的几点启示

(2015-09-20 10:03:24)
标签:

财经

财政货币化

货币制度

金融体制

市场

分类: 历史

清代财政与经济关系的几点启示

周育民

有清一代,是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的传统财政发展的一个高峰,同时又是近代财政发端的起点。作为参与国民经济收入再分配的国家财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通过跨跃前近代和近代初期两个阶段的清代财政分析,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第一,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国家财政对于货币的追求;清代国家财政货币化的程度,远远高于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畸型的货币化。中国传统国家财政收入以赋役形式征收,包括货币、实物和劳役三种形态。在三种赋役形态中,劳役虽然在国家机构的运作、国家工程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只能每年征发;劳役种类繁多,难以对役丁统一调配;而且劳役无法以物化形式保存。所以,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劳役是最早被逐步淘汰的一种赋役形式。宋代王安石变法的折役钱、明代一条鞭法和清代的摊丁入亩,都是将丁役货币化的改革。在商品经济不发展的时代,实物赋税占主导地位。宫廷百官军士的大宗需要,如粮食、布匹等,都通过实物赋税来解决。其他少量的特殊需要,则通过贡赋来解决。货币财政收入,除了关津之征、工商杂税之外,来源不多。宋代以后丁役的货币化,是国家财政货币收入的新来源。明代的钞关和清代的常关,也是新增的货币收入。所以,明清两代,货币财政收入在财政中的比重增加较快。近代,江浙漕粮大约四百万石改折货币,加上海关税和厘金的不断增长,货币财政收入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清末各地还存在着数量不等的实物赋税或土贡,但在整个财政收入中,已经无足轻重。如果可以作一估计的话,在清末国家财政收入中,货币收入已占到80~90%左右,这样的比重,远远超出了当时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

第二,国家财政收支的高度货币化,与货币制度存在严重脱节,成为推动币制改革的重要动力。传统中国中央集权国家的货币来源,主要依靠铸币。虽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常发生分裂或割据,但是,如果各政权铸造的铜钱重要大体相同,并不影响各地铸钱的统一流通。而在同一中央王朝之下,国家的货币是在制钱的基础上统一的。明代以后,由于白银的大量流通,并且是以非统一铸币的形式,形成了各地成色、重量不一的局面。道光以后,由于铸钱成本高企,各地方基本停铸制钱。因此,在晚清财政货币化程度迅速提高的情况下,国内的货币制度却出现了十分混乱的局面。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货币形式是白银,银钱比价的波动,会对财政收支产生不同的影响。尤其是晚清银价的持续下跌,到20世纪初叶,清政府不得不考虑由国家统一铸造银币,确立银本位制度。白银流通由明代中叶到清末大约四百多年,中央政府才考虑统一铸造银币,当然与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初叶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有关,但清政府财政收支的高度白银化,是一个重要动因。

第三,高度的货币财政收入缺乏健全货币金融体制的支持,既存在着实物化管理的倾向;又存在着传统新兴金融机构依附财政的倾向。由于缺乏国家统一铸造的银币,清政府规定以足色纹银的标准征收;在道光以前,国内也没有专业的汇兑机构承担财政资金的调配业务。因此,各地无论征钱还是征银,都要通过兑换并倾铸成纹银解送户部。整个货币赋税的征收过程,大体由实物赋役脱胎而来。如漕粮征收,按清政府规定上交的数量,所有打包、运输乃至损耗等费用,都要由纳税人承担。货币的征收同样如此,兑换、倾铸、装鞘、运输和损耗等,也要由纳税人承担。咸丰同治之交,福建、广东等地委托票号解饷,节省了运费和兑换、倾铸开支,但由于财政货币化程度与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称,清廷担心京师供银不足,往往强令地方解送实银的。同时,也因为政府财政资金的汇兑成为票号大宗业务的主要来源,票号往往以垫款承揽业务,其生存与发展日益依附于财政。在辛亥革命发生后,因清王朝的倒台,票号因倒账而破产的为数不少。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时期,投机政府公债而造成的银行业畸型繁荣,则是财政畸型货币化的另一种形式。

第四、与商品经济发展相脱节的高度货币化财政,极易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桎梏。明清两代,在海禁大开之前,除了继承前代商税税种之外,开拓商税的重要渠道是设钞关和常关,因为数量不多,而且其中有些还带有海关性质,世人垢病不多。批评较多的是太平天国时期清政府开征的厘金。撇开常关中的海关之外,无论钞关还是常关,都具有通过税性质,厘金只是变本加厉而已。逢关纳税,遇卡抽厘,成为晚清各地商品流通的拦路虎。根据实际交易额征收商税的财政观念,在财政货币化与商品经济发展脱节的情况下,是不容易产生的。无论当时的海关税,还是常关税、厘金,大宗商品都是从量征税,造成了税制极其复杂、商品分类和品质与税率严重分歧,商人与关吏厘卡纷争不断,营私舞弊、侵吞中饱遂成司空见惯。

毫无疑问,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财政货币化的基础。但在国家财政收入主要以实物即粮食为基本形态的情况下,国家的货币需要主要靠铸钱、征商和折役来解决。商品经济的落后,国家的货币划拨往往不能解决地方的实际需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在财政收入、储备、调拨和支出过程中的优势日益突显,造成了明清两代统治者对于货币,尤其是白银的偏爱与冲动,产生了许多新的财政与经济问题。晚清财政中当然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尤其是新政以后,但就基本面而言,它没有改变明代中叶以后财政货币化冲动的轨迹,明清两代统治者的货币化财政利益不是建立在培植工商税源的基础之上,与新兴工商阶层的利益是冲突的。在高度货币化财政影响下发生起来的本国金融业,也就很难摆脱依附政府或为政府所控制的阴影。

 

2015919“政府与市场:经济史学的视角“学术研讨会(上海大学宝山校区)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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