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不断逝去的上海

最近在搞开埠初期的上海研究，中文的材料其实不多，只能找外文的史料。中国史书“常事不书”，也就是司空见惯的平常事，史书不记载，但过了几十年几百年，这些平常事人们反而不知道了。外国人眼里，这些平常事却很稀奇，把它们记录下来，让我们后代的中国人看起来有点“魔”。其实这些平常事的消逝与延续，实际上就是一座城市的消逝与延续。

上海县城也就是今天的环人民路、中华路，过去是有城墙的，每天晚上都要关城门。城门的启闭时间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在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领域，这不是个问题。1843年上海开埠不久，有个老外住在城内，晚上和朋友在外滩的船上吃“夜宵”，搞到了深夜才回家睡觉，不料发现城门紧闭，回不去了。借着酒兴，把城门敲得哐哐响。守门人睡眼惺忪地跑出来开门，见门口站着两个金发碧眼白脸的“鬼子”，简直就是“白无常”驾到，吓得抱头鼠窜，算来当时是冬天，天还很冷，披上衣服起来开门，竟逃得连影都没了，应该吓得不轻。

几点钟关城门？老外说是晚上8点。这意味着当时人理解的深夜，就是8点以后，就是我们现在普通公交、地铁停运的时间。几点钟开城门，我还没看到，我想大概应该在早上四、五点钟。古代人的“生物钟”，与现代人的差距有多大？由此可见一斑。但过了三四十年，上海突然获得了“不夜城”的美名，这事情不是在城内，而是在城外的租界。城内城外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生物钟”在运转，究竟会对“上海人”产生什么影响？

在人力车时代之前，上海人最常用的代步工具是什么？是四川人称之为“爬杆”的轿椅，也就是两根竹竿上连架张竹椅，由两个人一前一后地抬着走。英国领事巴富尔上任，一行七八个人在小东门外登岸，上海道台宫慕久就派了苦力用这种轿椅把他们抬到了道台衙门，连轿子都没让他们坐。如果路途较长，雇募的轿夫还要考虑“预备队”。英国圣公会教士乔治·史密斯1845年来上海，从吴淞登岸，然后去上海，坐上这种轿椅，两个人抬，还有两个跟着准备轮换。还有一种代步工具就是有“车厢”的木轿，乘客坐进去以后，如果想看外面，可以拉开帘子。抬轿速度，根据1847年来上海的裨治文夫人的回忆，轿夫几乎是在奔跑（the coolies almost run）。我们可以想象，考虑到平衡性，轿椅肯定要比木轿要长，城内的街道很窄，所以木轿要比轿椅灵便，为什么轿椅却比木轿更为普遍？我猜测是，木轿除了官员可以乘坐之外，就是女性的代步工具，一般男性就只能坐这种抛头露面的轿椅了。

当时上海人的吃，我看到的材料不多。上海道台设宴款待德庇时，让他印象最深刻的第一道菜是鸭舌。他感叹道，“这是建立在令人悲伤的屠杀基础之上的美餐！”这对于表现大英帝国绅士的仁慈有点矫情，谁也不会因为吃了英国人的牛排，就会以为英国人会把牛腩之类的杂肉全部扔掉。不过，以鸭舌独立成道菜，在上海似乎是最近十几年兴起的事情，看了德庇时的回忆，才知道这是一道真正的“传菜”。

古代的城墙是什么样的？我们现在还能看到。但有些细节未必能想到。古代城墙修筑，两边砌砖，当中填土夯实铺道之后，再砌护墙、望堞。守军靠铺道调动，凭护墙望堞守卫。1844年，英国公使德庇时来上海，登上了上海县的城墙，发现“许多地方平台沉降得很低，以致护墙上的望堞人都够不到了”。原来日晒雨淋，夯土会下沉，天长日久，如果不加维护，就会发生守兵站在铺道上却够不到护墙望堞的情况。守兵站在城墙上，却看不到城外，怎么守城？所以，在鸦片战争时，清兵都知道上海县的城墙就是个花架子，一听到吴淞炮台失陷，便准备开溜了。

上海县城本来不大，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城里人口虽然十几万，却是东南的商业巨镇。但你很难想象，当时在城里竟然还有不少农田。根据德庇时的观察：“这些农田与城外的一样，像花园一样精耕细作。年初的作物是小麦和大麦，入冬播种，很快成熟。甜薯不像在舟山那样普遍种植，而是品种多样的白菜、茄子、豌豆和其他蔬果。”

梁阿发、梁亚发，就是第一个华人牧师梁发，洪秀全读过他写的《劝世良言》。他的儿子梁进德曾经帮助林则徐翻译《四洲志》。1847年，裨治文夫人来上海，到过梁进德的家，她写道：“对于这个青年人来说，我们都是他的养父母。他保持着中国人的习俗，但熟习西餐礼仪，用我们的语言谈吐就像母语一样流利。”他当时致力于圣经翻译的修订工作，来上海的原因可能就是征求各口岸传教士对修订稿的意见。而裨治文夫人初到上海，就已经有了学上海话的打算。在19世纪40年代，一个穿着长衫马褂头戴西瓜皮帽的中国青年可以与“老外”坐在一起吃西餐聊天，再过两三年，又有“老外”能用上海话和上海人谈事情，这也是非常新鲜的人文景观。

上海的老县城，在开埠之初，究竟有多少令今天的上海人难以想象的事情，还得不断翻看尘封的旧籍。难以想象，突显的是巨大的时代落差；这种落差的寻找和发现，会让历史重新回到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

曾经有过这么一座生活节奏如此舒缓、与农田如此亲近的上海，已经消逝，而有些细节却依然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延续，我们可能无法知道它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但或许我们应该知道它们从什么时候离我们远去。城市成长的轨迹也就在这过程中展开、留下。孩子长大了，会问爸妈：“我小时候咋样？”上海不断地长大，也会不断地问、不断地问……问一个不断逝去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