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惩治敢发雷人指标的责任人

量化指标管理，本来是一种很好的管理模式，但在有些政府部门，量化指标变成了雷人指标。湖北公安县下达的量化指标是全县需销售25100箱卷烟；分配最多的乡镇达到4000多箱，完成指标的照例可以获得奖金。郑州市卫生局下达了重性精神病指标不得低于地方常住人口数的千万之二。计划生育的“结扎”指标、引流指标，公安部门的交警罚款指标、刑警破案指标，甚至还有彩票推销指标。这些雷人指标如果集中起来，真可以“雷死人”。

一箱卷烟250条，共5万支卷烟，25100条总计达12.55亿支烟。以烟民平均一天抽10支烟计算，得有34万多烟民都得抽公安县当地产的香烟。公安县常住人口大约110万，去掉妇女和儿童，大概所有成年男子都得抽烟才能完成这个指标。郑州市的重性精神病指标更加荒唐，每一千人里有两个须为重性精神病，岂不是要让郑州人“发疯”才能完成这个指标？2010年安徽灵璧县公安局下达交警每月须完成1.5万元的罚款指标，没有灵璧县“人民”的“密切配合”，交警要“合法”罚款，也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某地推行殡葬改革，下达火化指标，完不成的，竟然想出了邻封“借尸”火化的“绝招”。

量化指标管理的特点是“硬”，硬到不达标的，要扣工资、扣奖金，要罚款，还要写检查，有关领导还要在考核中扣分。但颁发文件部门，从来不想一下，这种雷人指标是不是合理、合法。政府是行政管理部门，哪有让政府变成“香烟专卖店”的？郑州市常住人口900万，以千分之二指标计算，全市应有1.8万多重性精神病人，如果再加上300万外来人口，重性精神病患者可以组成2万多人的大军，全市要造多少精神病院才能解决“问题”。有多少人在指标压力下“被精神病”，还真成了迷，有幸能够“平反”的，也未必会有个“国家赔偿”。

把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雷人指标”集中起来，人们可以合唱“真是雷死人、真是雷死人”了。

“雷人指标”一旦曝光，当作笑话丑闻传开，哪怕是冠冕堂皇的“红头文件”，大抵无不悄悄收回，或者“严禁泄密”，继续暗箱操作。上级领导部门要负起责任来，检查一下各地的“量化指标”有无违法行政法纪、侵犯公民权利的事情，及时制止。发布雷人指标的责任人要批评，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责任，乃至诉以滥用职权罪。“雷人指标”很愚蠢、很可笑，但以行政权力进行贯彻的时候，真会“雷死人”。把精神健康的人关进“疯人院”，会把人真的逼疯；没有违反交通规则而被罚款，会惹怒司机开车闯人；为了完成“结扎”指标，会把已经绝了育的老头老太滥竽充数。指标定得离谱，把公安县变成了“烟民县”，郑州市变成了“疯人市”，我真不知道县长、市长以及书记大人脸上有何光彩。对这样的“下属”，不说行政纪律和法治，保护公民合法权利，就是为维护诸位“大人”的脸面，也得惩戒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