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朱维铮先生

最近关于武汉大学因评教授而发生殴打评委的事件，舆论沸沸扬扬，讨论涉及到学术不端、评职称时的请客送礼，甚至是开房收钱的丑事。看了之后，令人嘘唏。我突然想起了朱维铮先生。

那是在1991年的一次上海史的学术讨论会上，我第一次看到大名鼎鼎、西装革履的朱维铮先生。因不在一个小组，所以也没有什么交结。但我也没想到，在会议将要结束时的名家发言时，我竟与朱先生发生了一次小小的“碰撞”。在李华兴教授发言之后，朱先生接着李先生关于上海史研究重点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朱先生发言结束后，大厅广众、众目睽睽之下，我竟斗胆站了起来，对朱先生的意见提出了批评。事后，几位在复旦的同龄学友告诫我，你不了解朱先生发言的用意，在这种场合公开批评，不太合适。我虽然说，学术会议上，有不同观点，参加者都可以提出，没有必要在乎对方是多大权威，但心里不免有所惴惴然。闭幕式结束后，过道中正好与朱先生打了个照面。朱先生神情严肃地向我点了点头，我也向他点点头。没有想到，与朱先生第一次认识是在这种情况下过去的。

三年多以后，我再次遇到朱先生，是在市里晋升高级职称的评审会上。我是申请破格晋升历史学教授的职称，而朱维铮先生正是专家评审会的成员，复旦到场的还有徐连达、樊树志教授。除了本校马洪林教授，外校评审专家中，只有朱维铮教授是我“认识”的。当我坐下来，与朱先生目光交结之时，我知道，他肯定想起了四年前的“过节”。我心里有点紧张，以朱先生的造诣和口才，要不露痕迹地难倒我这个后生，给我一个“教训”，可以说是轻而易举。但是，朱先生没有这么做，而是就我的研究领域提了两个问题，——时间过去很久，我已经记不得了。我一一作了回答之后，接下来还有两位先生提问，其中有一个问题显得有些“外行”，在我简单回答之后，朱先生示意这位先生不必再提问了。

“过堂”之后，就是专家组闭门投票。我事后得到的信息是全票通过。朱先生没有投我的反对票，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以后有几次会议再遇到朱先生，算是熟人了，但因为专攻方向不同，话题不多也不深入，但在我内心深处已经为他的人品学问折服了。

以后我参加市里的专家评审会或院里的学术委员会时，常常想起朱维铮先生。我就奉行了一条原则，就学术水平论职称，非学术因素一概不予考虑。如果有谁打听到名单，上门送自己的专著论文可以，送其他玩意免谈。事实上，就我参加过的市专家评审会而言，就根本没有遇到过名单泄露之事，所以连送书的事情也没有碰到过。至于学院里，几个学术委员人人周知，也没有见过请托送礼之事。所以，看到媒体上对有些地方职称晋升过程中发生如此严重弊端的揭露，深感自己真是井底之蛙了。

井底之蛙，虽然孤陋寡闻，但毕竟头顶还是一片蓝天。在我的蓝天之中，有着朱维铮先生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