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方法》1996年第7期

　　对方法的崇拜随处可见，这是我们已经进入科学时代的见证。方法作为技术时代的旗帜迎风招展。

    想当年，近代科学就是以其特有的方法论先声夺人。近代科学与哲学思想的两大始祖笛卡尔和培根均以倡导新方法而闻名，他们均认为经院哲学的主要问题是方法不正确。培根的《新工具》提出经验主义以对付经院哲学的先验主义，笛卡尔的《方法谈》提出理性主义以对付信仰主义。近代方法论的经验论与理性论之争，即由此发端。

    科学哲学从一开始就将自己规定为科学方法论：阐明科学探索过程中的各种要素：观察程序、论证模式、表述和演算的方法。经验与理论之间的推理程序就是科学方法。人们相信，只要找到了科学方法、找到科学发现的逻辑，科学家就会事半功倍。

    人文学界也不例外，对方法充满了渴求。在历史学界，在文学批评和艺术批评领域，在整个哲学界，人们追求新方法，以为有了新方法就有了新科学、新历史、新哲学。方法论被当成了点金术。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状况的某种恰当的表露：我们需要高效率的批量生产，而批量生产需要正确而又严密的方法程序。

    的确，有了新方法，就拥有了一个新世界。然而，真理在世界冉冉升起之时退隐。方法是通往真理之路吗？

    技术时代的本质在于，世界以某种单一的方式被策划出来，这个方式被称为科学。科学展示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被认为是唯一真实的世界。科学策划出的世界的典型特征是，它是程序化的、可无限扩展的、明确的。由于这些特征，先验规定了自然科学必遵从方法。一当运动被筹划为物体在空间中的位置变化，那么运动学探究就由对位置的测量与对位置关系的计算这种程序来实现。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何以成为近代科学的特征方法，只能从近代科学的筹划方式中得到解释。

    任何一个科学实验都是某种先定程序的展开，实验开始之前，实验结果已经以某种方式被预定了，没有这种预定科学家就无法得到结果，有什么样的预定就得到什么类型的结果。一个化学实验我们必定将结果预定成化学的，其间发生的其它变化不会纳入实验结果中来。因此，实验原则上是程序化的，是遵循方法的。

    数学运算在科学中的运用使程序化无所不在。数学化的策划使事物均以同一面目出现，因此一切事物由于被数学化均事先成为已知的。所谓事先成为已知的，是说它们一下子都被数学程序串起来了，程序可以无阻挡地通达每一事物。只需想一想拉普拉斯的万能计算者(所谓拉普拉斯妖)，就能明白这里所说的“事先成为已知”的含义。在这个万能的妖的眼睛里，一切俱是透明的，无论过去还是未来。这个妖正是借助牛顿定律，将宇宙的一切全部看透。

    近代科学由于其数学策划的本质而对方法先天的放行。

    近代方法论的始祖笛卡尔与培根之所以高举方法的旗帜，在于他们有一个共识，即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一定要杜绝传统的偏见，培根列出四种所谓“扰乱人心的偶像”即种族偶像、洞穴偶像、市场偶像和剧场偶像，笛卡尔则提出要对一切东西采取普遍怀疑的态度。为了与传统决裂，他们求助于方法，因为方法能使我们有效地回避偏见，因为方法是中立的。

    在对象化的程序化的领域中，对于那些已经在那里的且某种意义上已知的事物来说，方法确实是中立的、客观的，然而，由于科学的策划本身只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因此方法就在更深一层依赖于人的存在状况。表面看来，在任何一个科学研究中，方法总是独立于科学实践者先行的，而实际上，方法依赖于更先行的程序化策划。由于人的存在总是一种历史性存在，方法本质上也是历史的。对方法的执着，其结果便是遗忘科学的基础，遗忘了人自身的历史性存在。方法主义的直接后果是回避对科学之形而上学基础的批判。

    当代科学哲学已充分认识到，方法论探究确实掩盖了科学历史发展过程中非常复杂的特殊历史情境，而方法只有在适合这些特定历史情境的条件下才是有效的。每一种方法论规则都承诺了一大批背景理论，对方法的信守，实际上是对背景理论的信守，在方法中立的旗号下，掩藏着维护既有背景理论的实质。因此费耶阿本德强调，每一次科学的进步都是“因为某些思想家决定摆脱某些‘明显’方法论法则的束缚，或者只是因为他们于无意中打破了这些法则”。

    方法论问题的产生与人对达到目的的手段的兴趣有最直接的联系，所有方法论走向都

指向目的，这个目的在近代，就是对自然的控制。

    方法的本质在于提供一条让主体通达客体的必然畅通的道路，在这里，人与世界的关

系已先行的以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出现，因为正如前面所说，方法的有效依赖于世界已经被策划为客体。主-客这种关系结构依赖于更深层的时代本质或说近代人的存在天命，即人对世界的征服和控制，主-客关系只有在这种控制和征服的意向性中才是可能的，并且它直接服务于这个意向性。因此，方法论大行其道之日，就是主体性对世界的征服和控制肆无忌惮而且行之有效之时。

    方法是技术时代的旗帜，因为方法显示了控制和支配的有效性。在种种方法的追逐中，显示了人们对目标控制的更有效的追求。美、知识、财富、真理都被设定为目标，方法则

对一切被设定为目标的东西有效。自然科学由于它的对象域已被充分目标化，因而方法的运用得心应手，而技术时代的人文科学由于想实现人文知识的目标化，而对方法趋之若鹜。

    征服和控制的界限之处，也就是方法需要被超越之处。种种全球性危机充分显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界限，这个界限的实质是人与世界处在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中，因而“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其更深层次的后果是揭示了世界对客体化的抗拒，揭示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结构从而科学方法的界限。

    世界的不可归约性在自然科学内部也有所洞察。20世纪下半叶自然科学基础概念最重

要、最深刻的变革是将时间性引入自然界之中。时间的发现打破了“事件样本对于方法的多”条件。如果历史只有一次，且不能重复，我们怎么会有多个样本，从而有所谓历史的“科学”？在经典科学的原则中，同一实验的可重复性具有根本的意义，因为正是它保证了科学方法的有效性。同样，如果宇宙只有一次又不能重复，我们谈到宇宙的演化规律又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在进化观念引入科学之后科学基础遇到的一个重大的难题。

    不可还原性的发现也打破了“均一”条件。如果多个样本尚有不可还原的特质，那么，普遍方法总原则上存在一个限度，不可能无限贯彻到底。古典的观点认为，规律之所以难免例外是因为我们的认识总不够完善造成的，它是事实上的而不是原则上的，原则上规律应该没有例外，如果规律总有例外那就不叫规律。现在如果我们承认，普遍性总存在一个原则的限度，那么，方法与规律等概念便会丧失其先天的根据。在新的自然科学中，由于历史性和非还原性的相继发现，方法论的先验基础亦在崩溃之中。非线性科学发现，运动规律并不与初始条件相互独立，系统的演化方式相当敏感的依赖于初始条件。规律不再超越、外在于初始条件，这使方法的有效性在新科学中大打折扣。

    传统真理概念是一种符合论：判断与被判断的东西的符合，主观与客观的符合。在这种真理观念看来，方法是与真理相辅相成的：真理是方法的目标，方法是真理的手段。然而，符合论真理观有一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即主观判断与客观事实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它们之间如何可能是一致的。一个有意义的符合论必须要求两者之间是可比较的，而这种可比较性正得自某种更先前的看法，若没有这个前见，符合论真理概念就是一个无效的概念。因此，真理符合论只说出了部分的真理，它要求一个关于真理更基础的说明。

    事实上，真理符合论只关涉在某一特定视界、特定前提下的对错(正确和错误)问题，它总是两件东西之间的事情，是二不是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真假问题却总是关于一件事物本身如何如何的问题，是一不是二。真假问题与对错问题不是一回事。

    对错问题以真假问题为前提。对错问题只是在某一视界(世界)中才会出现，没有视界，对错无从谈起。然而，视界本身关乎真假。每一视界的开展，都是在揭示某种东西，使事物浮现出来。然而浮现出来的是否就是真相？

    当我们有意义的谈论“真假”时，真和假意味着什么呢？真正说来，真就意味着事物如它所是的向我们显现，假就是事物不如它所是的向我们显现。当我们说一幅名画是一幅膺品时，我们是说它冒充为它所不是的东西，当我们说它是一幅真迹时，我们是说它就如它所是。膺品如以膺品的面目出现，这倒显露了真相。梦显现为白天时的行为和事情，但它本身并不是白天时的行为和事情，所以梦是假象。今天我们常常听到说要反对伪科学，但关于伪科学的含义并不清楚，实际上，只有那些自己并不是科学硬说自己是科学的玩意儿才能说是伪科学，而那些自己不是科学但也不说自己是科学的东西，就不能斥之为伪科学。哲学本不是科学，哲学就是哲学，但为着某种功利的目的硬要说它是科学，倒有伪科学之嫌。十分简单，事物的真相就是事物如其本然、如其所是地显现，因此真理就是去掉遮蔽。

    然而，假相也是一种显现，也开展出一个世界。如果说任何一种显现包括假相都是去蔽，都是真理，这岂不是说不真也是一种真？这里碰到了真理问题的实质。首先，在“真

理”就是“去蔽”这种观念中真正揭示了真理的辩证性和过程性，表明决不存在什么已在那里等着去发现的真理，显示了真理总是在与谬误的交织中出现的，它是一个无限的过程。其次，真理作为去蔽恰恰构成了对错问题、符合问题得以可能的条件，只有显现才能比较，而像假相这样的去蔽之被认为是一种假相、是一种新的遮蔽，依赖于另一种去蔽。

  　对错问题不同于真假问题而且依赖于真假问题。在符合论中，视界隐去了真(假)问题而只将对错问题显现出来，这就是它为何只是部分真理的原因。

　　方法恰恰活跃在主-客相趋相符合的领域，每一种方法都指向一给定的目标，每一种方法的运用都在于实现一种符合，因此，方法论所通达的只是正确，而真理完全退隐消失。

方法活跃在敞开明亮的场地上，看不到已经晦暗了的真理。有效的方法有效的回避真理，回避存在者的去蔽和显现。在这个意义上，真理反对方法。

    作为去蔽，真理就是就是人的自由创造，就是在理论活动中的批判和反思。因此，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最终落脚点在于：方法损害科学的批判能力和创造性，方法危害个人的自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