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大律师杨荫杭：铁面法官与慈父
(2012-11-21 17:02:54)
标签：
夫妻生活杨荫抗公费怎么办家长文化 |
分类： 法治浮沉 |
民国初年，随着辛亥革命的燎原之势，民主与法治的观念深入人心，涌现出一大批坚持法治梦想的知识分子，他们蔑视权贵，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杨荫杭就是其中一例。
说起杨荫杭这个名字，也许有人会觉得陌生。他是杨绛的父亲，文化大师钱钟书是他的女婿。出生于无锡书香门弟，自小就受到祖父和父亲的严格教育。纵观其一生，当得上“刚正不阿”四个字的评价。
青年求学路上的法治梦想
杨荫杭青年时考入北洋公学，当时北洋公学由外国人把持，部分学生因对伙食不满掀起学潮，外国人开除了一名带头闹事者。杨荫杭并未参与，但他看到许多学生慑于外人淫威，噤若寒蝉，血性上涌，愤而挺身说：“还有我！”结果也遭到了开除。
杨荫杭怎么会屈服于这样的打击呢？1897年，他又考入南洋公学读书，因成绩优异，于1899年被学校送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在日本时受到孙中山、黄兴等人的革命影响，也开始参与革命事业，后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卒业，回国后在上海《时事新报》担任编辑，同时在中国公学、澄衷学校、务本女校教课，并经常在《大陆月刊》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革命。
因为杨荫杭的影响越来越大，他的举动引起了清政府的重视，准备将其逮捕。于是杨荫杭被迫再度出国，于1906年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法律。在学习法律的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了法治的重要性，希望用西方的民主法治来改良腐朽透顶的封建制度，挽救贫穷落后的中国，就此竖立起为之奋斗半生的法治梦想。
几年后学成归国，先北京一所法政学校教书，后来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在上海中报馆担任编辑并从事律师事务，发起创立了上海律师公会。
名器怎能假于他人？
辛亥革命之后，经过清末状元张骞的推荐，就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兼司法筹备处处长之职。在杨绛的怀旧作品中，有一篇题名为《回忆我的父亲》,杨绛以明丽流畅又不乏诙谐的细腻笔触，向读者叙述了父亲的生平事迹。透过朴实无华的文字，我们能了解到一名出身于封建家庭的知识才俊.
里面提到杨荫杭的做事风格：“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名器”者，古时指“名号与车服仪制”，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份及尊严。杨荫杭认为，不能因为一些利益而做有损气节的事情。
这一做事原则在杨荫杭为官期间得以充分体现。有一次，一个权势显赫的军阀到了上海，江苏士绅联名登报拥戴欢迎。杨荫杭的某下属擅自把杨荫杭的名字列在了欢迎者的名单中，以为反正也不是什么大事，名字既已见报，杨荫杭即使不愿意也只好默认。而杨荫杭认为“名与器不可以假人”，他立即在报上登了一条启事，申明自己没有欢迎。
对于这样的不通世故，杨荫杭自己是明了的，他学着一位朋友的语气对女儿们讲：“唉，补塘（杨荫杭的字），声明也可以不必了。”随后杨荫杭语气一转，补充道：“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 to say no（敢于说不）！”
相比之下，现在那些几千块钱就能被收买胡说八道的“砖家叫兽”有何面目去见先贤呢？
司法独立岂能为外物干涉？
杨荫杭是无锡人，北洋政府有“本省人不能担任本省官职”的决定，因而他在江苏任职不久后被调到浙江省，仍任高等审判厅长之职。其秉公执法、不阿不谀的为官原则令人称道。
浙江有一个恶霸，凭着自己与浙江省的督军有裙带关系，在乡里鱼肉百姓，无恶不作，甚至行凶杀人，百姓苦不堪言。
被害人家属忍无可忍，决定上诉，地方法院审理后呈报省厅，杨荫杭依法审结案件，收集证据，最后提笔判处这一恶霸死刑。
这一判决一下子就捅了马蜂窝，各方势力要求杨荫杭更改判决，甚至连浙江省的省长屈映光也出面说情，要求杨荫抗予以减刑，可是杨荫杭的回答铿锵有力：“杀人偿命，不能宽宥。”屈映光以势相压，杨荫杭声称司法独立，不予理睬。
屈映光没有办法，就向当时任大总统的袁世凯告状，幸亏当时任意世凯机要秘书的张一簏与杨荫杭是同窗好友，从中为杨荫杭说清，袁世凯才亲笔批了“此是好人”，并于1915年将杨荫杭调到北京了事。
交通总长照样扣押
在被调到北京后不久，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而倒台，黎元洪上台执政，杨荫杭被任命为京师高等检察厅长。
1917年春，刚刚成立不久的津浦铁路管理局(设在今天津北站)曝出一件全国性舞弊丑闻，本来只需120万元就能购得的火车货车车厢，担任正、副局长的王家俭与盛文颐，竟然花了430万元的租金与洋商签订了15年的租赁合同。
此案一经曝光，天下哗然，杨荫杭身为京师高等检察厅长自然开始介入调查。有人揭发时任交通总长的许世英也牵扯其中，严重贪污渎职，杨荫杭二话不说，直接传讯许世英进行调查，并将其拘押至看守所，此举一出，顿时名噪一时。
像交通总长这样的“省部级”高官被扣押，可谓是一时激起千重浪，政府要人纷纷向杨荫杭说情，要求特许保释。杨荫杭坚持自己的“法治”抱负，认为任何人犯法均需追究，绝不能象封建时代那样“刑不上大夫”。
国务总理段祺瑞想挽救许世英，但进入司法程序之后，段祺瑞对于公开干预检察官颇有顾虑，两次收回抗议检察官的草拟命令，但是总会有点办法。杨荫杭一个检察官如何与整个北洋政府抗衡？他仍坚定立场、毫不让步的结果，就是被北洋政府停职审查，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许世英却在不久后被国务会议宣告无罪。
对于这样的结果，杨荫杭愤慨不已，随后离京南下，回到家乡无锡，甚至因为过于忧愤，结果重病一场。坚持了半辈子的法治梦想就此破碎了。
破碎的法治，时代的沉思
作为一个个体法官，杨荫杭有理想、有素质、有魄力，还有关系。他和司法总长是同学，袁世凯说“这是好人”，社会上有清誉，可谓权高、位重、声隆。他坚守并力行司法独立，他也最有条件坚守司法独立。
但现实结果是，杀恶霸不成，抓总长不成，换院长虽成结果更坏。他的失败昭示一个基本道理，即仅仅依靠职业法官，无法完成司法的历史使命。袁世凯虽知“此是好人”，但现实政治是，袁作为一个大军阀必须依赖和仰仗小军阀，是力量权衡而不是公道良心决定政治家们的政治决策。
宦海浮沉数年的杨荫杭其实对中国当时的现实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但是他不愿同流合污，多年来坚持自己的理想与抱负，虽多次遭受艰难却越挫越勇。
民国时期的司法部门与所有官府一样，黑暗腐败，贪污受贿成风。有一个法官在开庭时总要带着一把装满了酒的茶壶，喝酒审案。杨荫杭十分气愤，他同另一位有正义感的律师陆棣成，联名向司法总长写了一个呈文，要求撤换这个酒醉糊涂的法官。后来，上海地方法院调来一个院长，经了解，这人曾在美国因为伪造支票而被判过徒刑。
面对如此荒谬和黑暗的现状，杨荫杭一人又能做什么呢？最后经历许世英案的打击，他退出了官场，1919年辞职回无锡老家。1920年移居上海，任《申报》副总编兼主笔。后来又重操旧业,做了自认为系“自由”职业的律师，仍然保持了自己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做派，不见钱眼开，不唯利是图。
在他做律师的时候，有一次一家银行保险库内巨款失窃，明明是银行经理监守自盗，却诬告两位管库职工所为。杨荫杭知道后十分气愤，义务为这两位职工出庭辩护。有一个驻外领事私贩鸦片，案情败露，他想请杨荫杭为他辩护，派秘书陈某再三上门要求，并许以重金相酬，杨荫杭坚决不予受理。
当时也有律师向当事人索取贿赂：两支雪茄就是两百元，“一记耳光”就是五百元。杨荫杭出于义愤，自告奋勇为请不起律师的穷人辩护。也时有一些并不贫困、打胜官司后赖掉公费的事发生。据杨绛回忆，其父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公费被赖掉。她笑父亲：作为一个律师，却连自己的权益也不会保障。
在做律师之余，他收藏古钱、古玩、善本书，钻研音韵学，抗战时期做不了律师后就在大学里教《诗经》，在庙堂之上与江湖之远之间进退随意，于专业职业与学问爱好之间游走自如，其淡定心态与超凡能力，常人望尘莫及。除了精通法学，杨荫杭还是一位诗人，爱读杜诗，于音韵学钻研很深，把各时代的韵书一字字推敲。杨绛取笑说：“爸爸读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书。”
虽然他的理想曾经破灭，但他的人生依然值得后人细细品味。
强制募捐的是是非非
虽然杨荫杭退出了政坛，但是麻烦并没有远离他。
1931年9月18日，是东三省沦陷的日子，事后，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在各地展开，其中之一就是学校学生走上街头募捐，苏州也不例外。当年苏州各学校都组成小组，穿梭在小巷深处，市民也总是有钱捐钱，慷慨输捐，但是有的学生募捐的形式却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1931年11月19日, 苏州美术专科学校的第七募捐队，19日到庙堂巷杨荫杭律师家募捐，门房通报进去，杨荫杭正好在家，就叫门房拿了几个铜圆给他们。结果这些学生嫌少，就叫两个女同学强行进去强要加添。这举动惹怒了杨荫杭，据这些学生的说法，就是杨荫杭“高声怒叱”，“该律师怒跃而前，挥拳掷掌，破口大骂，斥余辈为（盗匪）”。
于是，这个第七募捐队，就上告到救国反日会，希望他们出头， 11月23日在《苏州明报》上刊出了一封苏州学生救国反日会致杨荫杭律师的公开信，给杨荫杭施加压力，警告他“以后改正自新，勿再作无理之举动，切记切记。”这个救国反日会说他们是为抗日英雄马占山募捐的，讲了许多堂堂正正的大道理，意图反衬出杨荫杭律师缺乏救国热忱，甚至“有妨救国运动，而于国际旁观者，实为最耻最辱之事”。
这份来自苏州救国反日会的指责一下子把杨荫杭置于不利的地位，于是11月24日，《苏州明报》广告栏里刊出一份《杨荫杭启事》，是杨荫杭对此次事件的公开回应。
为抗日救亡募捐，固然是一件好事，然而，不能因为主题的正义性就可以使用不择手段的行为。应捐人本来就是自愿，出多出少，都是一份抗日爱国的心，不能因为“房屋之巍峨，装饰之奢丽”就必须相应地拿得更多，杨荫杭实在是受不了他们一脸正义面孔的骚扰，忍无可忍才怒火中烧的。如果信中描述得不错，杨荫杭“怒跃而前，挥拳掷掌，破口大骂”，对于一个律师来说，已经很失态了，正好说明这个第七募捐队的作为是如何地使他怒不可遏。
学生作事，往往凭一时意气，勇往直前，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以为只要自己正义，别人就应该积极配合。孰料别人有自己的事，有自己的烦恼，有自己的生活，并不是华屋渠渠就一定钱多的。1930年，杨荫杭的大儿子宝昌因病去世，使他相当悲痛，比较而言，他在苏州的律师生涯也并不太好，他是有名的大律师，收费高，但也因此请教的人相当来得少，所以杨大律师的生涯并非大家想象的那么好。
《大光明》在12月初刊出《美专募捐之刺激》，谈到美专与杨荫杭的冲突，颇有持平之论，文章说：“募捐应捐，双方都属赤心勇义之行为，自应互相谅解。故不论任何方面，其态度似应恭逊揖让，始足以言仁义。美专同学，经此刺激，自当有以自省也。”
相濡以沫的夫妻生活
谈起杨荫杭的人生，不得不提他的女儿杨绛和女婿钱钟书。
抗战时期，钱钟书和杨绛、杨父同住。钱钟书自幼喜读字典，杨父发现后大乐，对女儿说：“哼哼！阿季，还有个人也在读一个字、一个字的书呢！”博学的钱钟书常感到缺乏“相谈手”，但与杨荫杭在一起，翁婿之间谈得十分投机。
任《申报》副总编时，杨荫杭曾逐日在《申报》上发表“时评”和“社语”，篇幅很短，一般四五百字，有《老圃遗文辑》行世。辑中所作，虽系时评，却旁及法律、历史、经济、社会、文化，以至古代地理、民族源流……无所不包，信手拈来。晚年倾力于《诗骚体韵》一书，可惜书稿未能留下。
杨绛的母亲唐须嫈，与父亲杨荫杭同龄，娘家为无锡富商，曾就读于上海务本女中，与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以及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同学。杨绛印象最深的，不是母亲的知识，而是她和丈夫的关系。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说：“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子女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我父母却无话不谈……
两人一生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的《人性与世态》。”这当然是杨绛成人后，读了法国古典作家拉布吕耶尔的书才产生的联想。拉氏形容朋友间的默契，说：“一起幻想，同他们聊天，或者什么都不同他们聊，想到他们，想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但只要是同他们呆在一起，这就足够了。”有夫有妻如此，无疑是人生的极佳状态，用古话讲，就叫“琴瑟和谐，鸾凤和鸣”。
进入二十一世纪，吴学昭曾问杨绛：“您父母这种敞开心扉、互通衷曲、相知默契的关系，对你们姊妹有多大影响？”杨绛回答：“我们姐妹中，三个结了婚的，个个都算得贤妻；我们都自愧待丈夫不如母亲对父亲那么和顺，那么体贴周到。”
对女儿“无为而治”
杨荫杭有个偏见，认为女孩子身体娇弱，用功过度，会损害健康。他有一次对女儿说：“他教的女学生中，有的整天死读书，实际上是个低能儿。”杨绛的学习成绩并不突出，杨荫杭从来也不责备她。上高中时，她还弄不懂平仄声，很着急，问杨荫杭怎么办？杨荫杭却满不在乎地说：“不必急，到时候就自然懂了。”结果后来真的会分辨四声了。
有天晚上，杨荫杭在她的窗前问她某几个字是几声，有的杨绛答对了，杨荫杭很高兴；对于没有答对的，杨荫杭也不批评她。这种无为而治式的循循善诱，反而使得女儿的学习学得主动，学得积极。
杨绛读高中时，学生的社会活动很多，班里经常推举女同学到街头演讲。有的女生不乐意去，就推说家长不同意。有一次推举到杨绛演讲，她回家时也希望杨荫杭答应她不参加街头演讲，可是杨荫杭却说：“你不乐意去，就直接说嘛!”鼓励女儿勇敢地表明自己的态度。
在杨绛考上东吴大学，学习一年后要分科，老师希望她读理科，她自己因为各科学得都很平衡，没有特长，也拿不准主意。就问杨荫杭该学什么？杨荫杭说：“什么该不该？喜欢什么就学什么，喜欢就是自己的兴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她遵照杨荫杭的教导，选择了文科。杨荫杭的言传身教，对杨绛的未来发展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恐怕是她以后成为作家的一个根本缘由。
慈父与孝女的故事
杨荫杭膝下有八个子女，杨绛排行老四，她上边有三个姐姐，下边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这就是她最早的地位。八个孩子，排头的有排头的优势，属于领导阶层，殿尾的有殿尾的好处，属于“最小偏怜”，动不动就撒娇耍赖，唯有排中间的，像杨绛，不上不下，两头的好处都不沾边。杨绛天资聪慧，善解人意，她上不和姐姐争权，下不和弟妹争宠，与父母相处，伶俐乖巧，温顺体贴。比方说，杨荫杭饭后吃橘子，她主动帮助剥皮，杨荫杭吃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她主动帮助脱壳去衣，果品不论干鲜，一经她手，管保收拾得干干净净。
杨荫杭午饭后要休息，一帮小孩懂事，自动散去。杨荫杭有一次叫住杨绛，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杨绛就这样乖乖的，她拿了一本书，坐在杨荫杭房里，大气不出，静静地翻，遇到要上厕所，或拿什么东西，也是如小猫行地，房间里悄无声息。
杨荫杭一觉醒来，看到小天使般的杨绛默默陪侍在侧，心头的温暖难以言表。从此午休，杨荫杭都要杨绛陪伴。冬天到了，杨荫杭屋里生着通红通红的炉火，火苗要不时加煤，不然就会熄掉。杨绛即使干这种粗活，笨活，也是屏息敛气，出手无声。杨绛从小就懂事，她小小年纪，就懂得把自己的脚放进杨荫杭的鞋子里，进而从杨荫杭的角度来考虑一切问题，实在难得。
晚年的余声
民国年间，社会动荡。1937年日军侵华，杨荫杭一家逃难避居香山。十一月妻子病故，更是对杨荫杭人生的一大打击。因为时局的不断发展，1938年避居上海，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任教。 1939年把妻子葬在了灵岩山繡谷公墓，1941年 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职位转让与钱钟书。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杨荫杭因脑溢血逝世，终年67岁。（文/刘典）
参考资料:
《钱基博与杨荫杭》 作者：李乃清
《回忆我的父亲》
《杨荫杭启事》
《致函杨荫杭律师》
《杨绛传》
喜欢
0
赠金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