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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与福州开元寺”学术座谈会综述
在当今社会,文化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在世界各国的竞争中,文化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比例越来越高。历史上,福州是海路对外交流的重要港口之一,其中,福州开元寺东侧的东冶港就是福州港的重要港口之一。因此,福州开元寺必定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二者之间有着多大的联系,由于具体的历史资料的缺失,现存史料极其零散,所以,需要集中学者的智慧,来进一步发掘新的史料。有鉴于此,在省社科联、福州市民族宗教局的关心指导下,福州开元寺、福建省开元佛教文化研究所、福建省圆瑛大师研究会和福州晚报社联合举办了本次“海上丝绸之路与福州开元寺”学术座谈会。
座谈会在9月12日在福州三坊七巷之明旸禅师故居召开。本次座谈会除福州市民族宗教局领导和与会专家学者莅会外,国内各大新闻媒体也争相采访,包括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新社、大公报、福建电视台和福州晚报社等。在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各自就海上丝绸之路与福州开元寺的关系进行了卓有见地的发言和讨论,对福州开元寺的历史地位也有了进一步的新的认识,主要观点有:
(一)开元寺具有宗教、政治、文化、民俗等方面的历史地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前院长孙家洲教授引用《唐会要》、《旧唐书》以及《佛祖统纪》等相关史书和佛教类书籍的记载,分析认为唐朝时期的开元寺具有鲜明的政教合一的性质,在唐代,朝廷举行一些重大的政治军事庆典时,往往在各地的开元寺举行。同时,孙教授还认为开元寺是文人骚客聚会之地,也是民间娱乐的重要场所。总言之,开元寺具有宗教、政治、文化、民俗等方面的历史地位。
(二)寺庙文化的兴盛与否与历史上朝代的兴盛与否有很大关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刘庆研究员从三个角度谈了海上丝绸之路与福州开元寺的关系,一是认为世界上主要民族基本都具备不同程度的游牧文明、农耕文明、海洋文明,也就具备了这三种不同的资源,在强盛时期会重视利用这三种资源,衰落时期则不会重视甚至禁止使用这三种资源的情况,就福州地区而言主要是利用海洋资源,在汉唐强盛时就利用的较好,而在明清衰落时期则利用的不好,甚至实行海禁;二是认为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在宗教文化方面研究还不够透彻,应当重视海路宗教典籍的传播、宗教人士相互交流的研究;三是某些庙宇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停靠点、贸易点,许多沿海或海岛居民的生活也是围绕着这些庙宇展开的。
(三)福州开元寺需要继往开来。台湾大学 历史学院王远义教授则从世界史的宏观角度阐述了海洋史研究的错误方向,反对海洋史研究的“欧洲中心论”,认为我们的祖先在历史上早于大航海时代就已经进行了进行了有意义的航海和海洋开发,在历史上对外传播宗教文化也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是,祖先的历史无论多么辉煌,那都是过去的历史,我们更要继承祖先的事业,建设强大的海军,壮大海洋贸易,提高海洋科技含量,海上丝绸之路才能重现辉煌。
(四)福州开元寺发展的意义和方法。台湾联合大学刘焕云教授认为应当把“海上丝绸之路与福州开元寺”的研究放在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来看待,同时,中国梦的发展也离不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史上的福州开元寺,有许多日本、印度的僧人来华朝山学习,因此,福州开元寺要肩负起历史责任,努力传播佛法、佛经,以求在现代社会安定人心。刘教授还提出寺庙文化宣传的方式,如修订志书,采用漫画、网络、画册以及建设佛教大学,还可以海外弘法,建立海外开元别院,同时国内的开元寺应该联合起来,建立旅游观光路线。
(五)海上文化交流比物质交流更深刻、更久远。福建省开元佛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福建师范大学王岗峰教授认为福州具有优良的地理环境,福州开元寺既能吸收外来文化,也能积极面向世界发展,比如当年《毗卢大藏经》的刊刻和传播,就是福州开元寺通过海路传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
(六)福州开元寺应开展佛学教育。台湾国学专家、美国孔孟学会秘书长王胜生教授认为中国文化的特色就是儒释道,特别是佛教,有安定人心的作用,我们学习国外的民主的同时,当然也要注意人家的信仰。通过建立佛学院等机构,传播佛学,树立信仰,使人们身心安康,也就是中国梦的实现。
(七)佛教文化应走出去。福建省开元佛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福州大学甘满堂教授认为,现在中国民众前往国外发展越来越多,而事故也不断上升,这种情况下需要非官方的民间文化组织,包括佛教组织,走出去,去宣传我们的文化。
(八)开元寺要开展综合性研究的必要性。台湾东吴大学傅可畅教授认为,海上丝绸之路具有多起点的特点,因此,可以以开元寺为主轴,进行综合性的研究。
(九)福州先于泉州开港,在泉州开港前,是福建省唯一对外贸易港口。福建省开元佛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戴显群教授在发言中引用韩振华教授的话,认为福州在泉州开港前,是福建省唯一对外贸易港口。并论述了福州开元寺东侧的东冶港在汉代就已经对外贸易,并成为当年的造船中心,而泉州直至唐末五代才开港。福州在唐代时仍然是对外交流贸易的重要港口和造船中心,戴教授引用了三首诗力证福州重要的港口贸易地位,对唐代包何的《送李使君赴泉州》一诗进行了重点分析,并根据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况,更正了此“泉州”非今泉州,而是指福州。戴教授还引用公元9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道程与郡国志》(一译《省道记》或《道里邦国志》)一书,对其所记东洋四大港口之一的福州港还是泉州港的记载,由于音译的不同,很难确定,但戴教授根据历史资料,判定为福州港,纠正了日本学者桑原隲藏在《唐宋贸易港研究》一书中的错误。
福州开元寺方丈、福建省开元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本性法师在会上进行了会议总结发言,对莅会的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等表示了感谢,并对明旸禅师故居做了简要介绍。
会议主持人、福建省开元佛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福建社科院前院长严正教授代表福建省开元佛教文化研究所对与会的专家学者的建言献策表示了感谢,并希望各位专家学者,在今后研究中能在海上丝绸之路与福州开元寺关系上多费点心血,如有新的史料发现希望能及时告知和提供。如果能就海上丝绸之路与福州开元寺的关系问题组织一个课题组,则更能凝聚在座各位专家学者的智慧和力量,早出成果,主办方乐观其成,并鼎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