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pic.gettyimages.cn/bigimg/newbigimg1/2624000/200573701-001.jpg

    如果是低收入者，所谓生存危机感就是担心吃不上饭，但中产阶层的生存危机感则是担心自己落入较低阶层。

    在外企，很多人会对自己的生活水准设定这样或那样的目标，但很少有人能肯定地作出三年五年的发展计划，因为变数太多：

    可能上司换了，新上司与你很难相处，且不说升迁，单是保住现在的位子已属不易。

    可能世界经济不景气，公司所在行业不景气或公司业务出现危机，你会不会成为裁员的对象呢？

    公司来了一批新人，这里面有多少可畏后生，不知不觉中就在某一天顶替了你？

    也可能你试图跳槽，但选择错误，脚底踩空，落入低层。

    这些变数大多很难被自己掌握。老板突然在某一天安排了一个你全然不了解或不喜欢的人做你的副手，你将被他牵制，或者某一天被他取代，但你不能抗衡老板的这一决定，今天的所有在未来的某一天可能会化为子虚乌有。外企人得意于现在之时，不能不为将来忧心。

    而且即使现在收入颇丰，外企人的后顾之忧仍然深重。

    外企虽然也有医疗保险及养老保险，但一旦你离开公司，如果你自己无力支付这些保险费，就等于一无所有，生老病死只能自己料理，而且没有住房也令外企人心怀飘泊之感。

    有些大公司会在住房上对员工有所安排，例如惠普中国公司，员工干满3年，即可获得最高13万元的购房无息贷款；IBM（中国）有限公司除了按国家规定有公积金制度，还推出了住房补助金计划，规定：凡进入公司两年以上的员工在购买住房时，按本人月工资15%的比例累计计算补助金额，最高可达7.5万元。

    这样的公司毕竟很少，大多数人，尤其是那些自由职业者会算自己的薪水要挣多少、攒多少才能够买房。

    外企优胜劣汰的机制也会使此中人对衰老尤为恐惧。这种衰老除了年龄与生理上的，还包括心理上与知识上的。

    这种心情在演艺界中就更为普遍。

    很多女演员趁现在风华正茂不惜力地拼命挣钱，所担心的就是一旦人老珠黄，便无人问津。

    模特们吃的根本就是青春饭，通常一个模特的舞台寿命在四五年，好的也就七八年。不做演员、模特，他们其实并无更多优势以继续过锦衣玉食的生活，而“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规律决定了她们不甘忍受平凡朴素的生活，她们总想趁年轻，把下半辈子的钱能赚多少就挣多少。

    做传媒的原本是越老越值钱，但到今天，这种安全感已经在四十多岁的老前辈心中渐渐消失，很简单，他们那一代没机会挣活钱，等到有了机会了，他们又没了力气去跑去挣钱了。比他们年轻的一代看到自己的将来，于是也趁年轻时不遗余力地捞世界。

    外面的人看中产阶层们如此风光，但此间人士内心的压力及不安定感却使他们常处于焦虑之中。

外企内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演艺圈中为争角色、抢机会不惜互相倾轧或不顾尊严、声誉大打出手、出卖身体，传媒界中的假新闻、有偿新闻……凡此种种莫不源自为保住自己现在的地位。

    所以很多在中产阶层中通行的原则对平民阶层来说是无法理解的。例如在外企，所有员工都信奉“老板永远是对的”，但国营单位的员工却敢和总经理拍桌子；中产阶层在置装费上高投入，为养生娱乐舍得花费，实在是他们要好好享受这来之不易的一切，同时，也用这些投入来维持自己继续奋斗的能量。加强个人培训、交际活跃是中产阶层为化解生存危机感而普遍采用的方式。

    演艺圈中日日不断的大聚小聚并非都是因为朋友，更多是为维系某些关系，以求创造新的机会；三资企业中这几年的在读研人数只增不减，参加各种形式的培训是必不可少的一种职业准备；其他行业的从业人员也在不断接受各种形式的培训或进修，其目的无不是为了提高自身素质以求适应日益变化的环境。

并不是解决温饱问题人就不再为生存担忧，西方有谚语云：“国王与乞丐的苦乐总量是一样的。”人在不同层次上，其内心的苦乐是另一个层次的人体会不到的。

    不过，随着社会保障系统的逐渐完善，投资保险成为中产阶层寻求保障的一种新途径。

    投资保险的方式及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其一为储值。同样一笔钱，即使与存入银行的利益回报相等，他们也还是愿意投资保险，因为选取这种方式还可享有保险人的诸多权益。

    二为遗产。一位现已在外企做到总监级的先生告诉我：“我把受益人全部填上我儿子的名字，那样，我去世后他可以获得二十万的保险费，而我投入只是这些年交的保险费。如果让我攒二十万给他，我未必能做到，因为我活着也想过好日子，不能为了他节衣缩食，但我死了就无所谓了。”

    三为缓解未来的经济压力。保险中除了养老保险，还有些险种是若干年后分期返还一部分钱。首先购买此险种的李君说：“假使将来我干不动了，或收入下降，但那时还可以领到这部分钱，心里总会踏实些。”

    无论以何种身份居于外企，只要这些人还想保住他们中产阶层的社会地位，甚至想向更高阶层流动，他们就必须高度敬业。危机感和成就感促成了外企人高度敬业。这也是他们有别于国营单位工作人员的最大特征。

    今日外企人的工作强度明显加大，以前还只是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超时工作，现在，连秘书等普通的办事人员都无条件地延长了工作时间，而且每小时内需完成的工作量可能是国营企业员工干一天的。一天工作8个小时和工作12个小时、14小时的投入产出不一样的，这一点员工在算，老板也会算。身为员工，鱼和熊掌只能得一样。

    所以，所谓中产阶级相对优越的生活是以超时工作为前提，以承担大量工作压力以及更高的工作强度为代价的。

    我在欧洲、新加坡等地和他们的职业人士交谈时曾问他们工作时间有多长。

    欧洲人很少加班，每天工作8个小时，多一分钟都不愿意干，因为他们不能放弃享受生活；新加坡人在认为必要的时候会适度加班；最可怕的是香港人，超时工作是非常普遍的。问及为什么如此拼命？答曰：“为生存。”

    在香港那种人口高度密集的移民地区，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让你一劳永逸，社会一直在动，在变，你一不小心，就有可能从高尚公寓搬进僻陋的小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