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很大的一个突破就是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突破。这是对中国未来有着深远影响的突破。无疑是对人口结构加速度走向恶化开始踩下了刹车。过去的两年里，一群对中国人口结构恶化问题的学者，从各自的角度研究呼吁对这一问题高度警惕，并希望政府尽快采取措施。现在措施千呼万唤始出来了。无疑，这一举措虽然来得晚了些，但是，将会有效抑制人口年龄结构恶化的趋势。在年龄结构优化的同时，人口质量优化也是当务之急的工作，这更涉及到民族的前途与未来。

    以我自己为标本研究，到2029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在4亿左右，再到2033年，将达到4亿五千万。加上2亿的非生产力人口（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约6亿多的被扶养人口。以14亿人口规模基数不变，几乎是1：1的抚养比例。

    值得关心的除了被抚养的人口外，那7亿多承担抚养责任的人口是什么结构呢？质量又更加如何？ 需要关注这一问题是 因为，这7亿人的“担子”将很重很重。到2030年21岁的劳动力人口，时下已经出生了，而那时40~45岁的人口，现在23岁以上。也就是说，现在的儿童的整体素质，直接影响到17年后扛重担的这一群人的能力和贡献效率。而贫困家庭子女、留守儿童、打工子弟、孤儿、失学、服刑人员子女等，占这一部分人口的累计比例将达到20% 左右。于是，粗略计算，这7亿抚养人口的有效贡献能力恐怕还要打个7到8折，也就是大约6亿人要抚养8~9亿人！

    因此，对弱势群体，特别是青、少年儿童的关怀和关注，绝不仅仅是公益慈善意义那么简单。直接关系到在中国进入老龄化负担型社会时，有效劳动力的释放比率。

    而对于这些青少年儿童，我们最应该关注其能力的培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 认为，能力决定个人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行动能力，能力差异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对弱势儿童实施早期干预，促进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发展，是兼具公平与效率的预分配政策措施，其投资回报远远高于针对生命后期的补救措施。这项工作对于20年后劳动力短缺的中国意义尤为不同。

    事实上，个体在社会中的行动能力由多种能力决定，而人生许多方面的成功则主要取决于一组核心能力的发展。我们现在对扶贫采取的思路更多的是补救性措施，通过支付转移来实现再分配；但所谓授之鱼不如授之以渔，对于弱势儿童，最好的扶贫不应该是物质上的赞助，而应该是能力上的预培养。否则，这对于他们来说并没有质的改变，同时这项事业还会成为社会的负担，投入的资源无法带来足够的回报。我们需要的是可持续发展的模式，特别是在人口结构即将迎来剧烈变动的紧要关头。这几年的投入必须在二十年、三十年后产生回报，反馈于社会，才能顺利实现过渡，让届时的年青一代，即当下的儿童们接过重担，抚养起8、9亿老去的公民。

    如何培养儿童的能力？最好的方式就是提前干预，在能力形成最有效的生命周期阶段，实施家庭干预和社会干预，以促进其能力的养成。这与中西医的理论区别有点类似，再分配像西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为解决饥饿而投放粮食，为提高健康水平而增加医生和医疗设备；预分配则更像中医，从培养环境上下手进行影响，从本质上解决问题。

    提前干预，关键点在于把握“提前”的时间点和“干预”的路径、方式。

    大量研究已经证明，幼儿的家庭环境对能力形成的决定作用，同时，能力发展存在敏感期和关键期。这应该是提前干预政策的切入点。

    幼儿家庭生活对认知和社会情感能力形成会产生重要影响。幼儿时期属于能力发展的敏感期和关键期，此时的投入产出比最高；而不同人群的差异也往往在幼儿时期体现出来。而近年来，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环境呈现恶化趋势，教育水平、营养水平都跟不上发达地区；要知道，能力产生过程遵循着联动原则，即能力创造能力，动力创造动力，如果儿童在生命早期没有获得动力被激励学习，那么成年后，他(她)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失败的可能性更大，引发犯罪、健康、肥胖等诸多社会问题的可能性也越大。因此，我们在政策制定时应该从早期入手，制定从幼儿时期开始的一系列连贯一致的帮助措施。但同时必须认识到，早期生活状况会因后期干预而加强或减弱，我们需要理解全生命周期是一个具有弹性和不断发展的能力形成的动态过程。并在这一基础上理解全生命周期的哪个阶段开展投资最为有效。

    至于实施干预的路径、方式，我们需要更多的关注家庭教育。许多研究均表明，相对于学校教育资源不平等，家庭不平等对经济社会阶层之间教育不平等的影响更大，家庭投资以及家庭和社区环境对成年后能力的影响远远超出遗传基因的作用。不管是教育不均衡还是医疗水平不均衡，很多时候都是由于家庭环境水平的差异引起的。举例而言，研究发现，在接受社会福利救助家庭中，每个儿童1小时平均接受(听到)的词汇数量为616个，而专业人士家庭儿童则为2153个。在儿童3岁时，接受社会福利救助家庭的儿童平均词汇量为500个，而专业人士家庭儿童则为1100个。这种差距会一直持续到长大以后，甚至会在代际之间扩大。因此，将干预重点放在家庭教育上，能更好的解决问题。

    在明确了“提前”和“干预”的内涵之后，我们还应该注意对症下药，针对不同群体制定不同的政策。举个例子，我国有上百万自闭症儿童，且这一数字在逐年递增。这些孩子有着严重的社交障碍、沟通障碍，且兴趣狭窄，学习能力低。自闭症目前没有特效药可以进行医治，只能想办法在早期发现，采用行为矫正、融合教育等手段；对于这些孩子，我们不仅要给家庭提供科学合理的治疗建议，同时应该持续关注病情发展，并配以足够的医疗服务。于此类似的，对于不同情况的弱势儿童，应该采取有区别的政策，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

    总之，在提前干预的原则指导下，我们要转变思路，变再分配为预分配，变扶贫为投资。我们不能再是等问题出现了再去补救，而是应该综合考虑，制定统一政策；同时应该认识到，帮助这些儿童，不是为了扶贫，而是要对社会的未来进行投资，期待这些回报支持社会良性运作下去。这项事业的高度远不止当下的慈善公益活动，可以说事关国家民族的未来于前途，需要我们充分的重视，甚至上升到国策高度。

2013-11-26朝阳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