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我接受《北京青年周刊》记者王皎采访完整稿，2013年3月21日总第910期第5页刊出的只是一小部分。

    以下：BQ=《北京青年周刊》 ZH=张放天。

    BQ:一千个人有一千个逃离北京的理由，您最大的理由是什么，就是为了给孩子安全的空气这一项吗？逃离北京的念头，就是从拿到孩子的血铅化验结果那一刻开始，还是早有此念？

    ZH:我不是很喜欢“逃离”这个词。应该是自由迁徙，就象候鸟按季飞翔，就象牧人逐水而居。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只涌向大城市，而缺少相反的流动，其实也是不正常的。我是从事生涯规划咨询与辅导工作的，生涯规划，简单的说是生活方式的选择。选择了一个职业就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选择了一个伴侣就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选择了一个地方也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移居大理，是一种生涯抉择。我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来考察和准备，当然也包括我与妻子的沟通，还包括告知双方家人。适合的才是最好的，综合了各种情况，大理在我们这个阶段是最合适的，而不只是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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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是从有了孩子之后逐渐形成寻找一个适合孩子和我们健康成长发展的地方，这样一个思考和探索。有了孩子，就有了“问题”。实际上，从怀孕到出生，孩子使我们（“我们”是指我和妻子）对这个世界有了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个世界以及周边的环境，还有我们自身。怎样的成长环境才是对孩子最好的环境？这是我们夫妻经常探讨的，因为我在北师大上研究生课程的专业是发展与教育心理学，我的妻子曾担任过母婴育儿类的编辑，我们探讨的结果是：第一，大自然的教育是最好的教育，接近自然的环境是最好的环境；第二，自由的教育是孩子获得幸福人生的根本；第三，人文环境很重要。这是有先后顺序的。这可以说是我们在孩子教育方面的价值观。

    生涯规划强调兴趣、能力、价值观，这里面对人的抉择影响最大的就是价值观。我们根据这三个有先后顺序的价值观来寻找适合孩子的“桃花源”，当时我们从东到西，从北到南到中考察，最后觉得大理是最适合的选择，同时具备了上述三个条件。大自然不必说了，苍山洱海，蓝天白云，新鲜空气；自由教育，这是大理很独特的，也是很多人所不了解的，这里多年来逐渐聚集了一大批音乐、艺术、文学等方面的人士，这些人士天性追求自由，近些年逐渐从北上广等大城市移居了不少其他各种背景的人士，这些人士背景不同，但都崇尚自由，目前已经有不少有教育职业背景的人开始尝试自由式教育的实践，包括幼儿园，我们去年7月移居大理前孩子刚刚过了2岁生日，大理有自由式的幼儿园教育是我们最终做决定的临门一脚；第三个条件大理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再加上前面说的文艺音乐人士所形成的人文氛围。

    而北京，前两个条件都不太具备，自由教育有人在探索，有的很不错，但是要么在远郊，要么在拥挤的环境里。比如我们曾考察过有个在北三环的幼儿园，是几个海归妈妈办的，比较符合我们的自由教育理念，但是我们去那里一看，整个幼儿园被楼房圈着，感觉很压抑。

    BQ:从一些世俗的观点看来，您当时住在北京的中关村附近，孩子可以上“名校”，放弃这边的文化和教育资源，会有可惜的感觉吗？

    ZH:虽然在北京已买了蜗居安了家。可我们是“北漂”（“漂”，就是自由迁徙，呵），本来十年前移居北京就是我们自由迁徙的产物。我原来在中国移动某地分公司从事管理工作，应该说是当地相当年轻的后备干部，二十多岁，有原始股，有专车有司机，待遇优厚，前途光明，我妻子在电信局工作。我们当时放弃薪资医疗、养老等“净身”（呵）来北京，就是有一个颗自由的心，觉得原来那样的生活不是自己想要的，当然，当时是凭直觉做的决定，所以好多人难以理解，包括双方父母，都是后来才慢慢接受。

    我是很喜欢北京的，大气、文化教育总的来说当然是最好的。我们并不喜欢所谓“体制内”的教育，所谓“名校”。因为在北京工作关系接触过不少所谓“名校”里面的孩子，他们并不那么自由和快乐，所以对我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太大吸引力，甚至说，我们希望尽量避免孩子走那样一条所谓一级一级“考名校”的道路。这跟我们追求自由的价值观有关。

    去年7月我们移居之前有一段时间北京的天气很好，有几天雨后出现了大朵大朵的云，象大理一样。北京也有温柔的一面呵。我们生命中相当重要的近十年在此度过，我们的孩子在此诞生，我的梦想在此真的开始和一步步接近，我们对此怎能不眷恋？其实，我相信，物极必反，北京的污染可以说今年已经到了极限，以后定会越来越好的，人心所向的事情谁也阻挡不了，何况政府真下决心去做的话，我是充满信心的，就象2008年奥运会的期间北京的蓝天白云。

    BQ:一些年轻的孩子，还有种理想就是要到北京生活在北京扎根，也有一些生活了多年的人远离，您也是其中一位，当然还有一些人在犹豫，空气、房价、竞争压力等等原因都让他们有离开的冲动，但又暂时没有离开，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这其中又反应了什么问题？

    ZH:还是前面一开始就提到的，自由迁徙，很正常。不过我觉得每个人在做决定的时候，最好做个生涯规划，不一定非得找咨询师去做，根据生涯规划的知识理念方法去全面的进行探索分析和抉择，这些年这些资料在网上和书上已经比较多了，我十年前来北京的时候这些方面的内容是几乎空白的，所以只有靠直觉了，当然，直觉也是职业生涯规划抉择的一部分。情况复杂的话应当求助生涯规划咨询专业人士，这样的话效率会更高一些。

    BQ:您在北京和在大理生活状态有哪些不一样？

    ZH:其实所谓为了孩子，同时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前面三个教育价值观，也是我们的人生价值观，是我们这个阶段对生活方式的追求。

    我们去年七月移居大理，到春节这段时间是休息调整和了解探索阶段，蓝天白云、心情放松、新朋友交了不少，闭上眼睛就会浮现不少美景。然后春节前后我正式开始了我事业方面的发展，主要有两件事：一个是继续做我喜欢的生涯规划咨询工作，这是通过网络形式做的，地域不受限制，这都是我多年在做的，也是移居大理前就想定的；另一个是“心灵环保之解梦小组”活动，就是心灵成长活动，是免费的，面向当地新老大理人，这也是我在北京近十年一直在断断续续做的类似事情。来大理绝非逃避，而是更积极地进取。工作不光是谋生的需要，更是与外界能量转换的需要。就象太阳要发光，小草要吐绿，蒲公英要飞，小鸟要叫。

    我开展“心灵环保之解梦小组”活动，首先是兴趣和价值追求。更重要的是，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不可能偏安一隅。这些年我们的环境污染了，我们都被污染了，其实更“狠”一点说，就象大理土著 @兰若山居所说的，不少中国人中“毒”了。看上去我们中的是污染之毒，实际上中的是心灵之毒；看上去是环境污染了，实际上是心灵被污染了。多年前我曾在北京参加过一场台湾高僧圣严法师与大陆心理学家对话活动，然后第一次听到了“心灵环保”这个词。环境的污染，要靠人心的净化来改变；“心灵环保”比之环境污染同样需要刻不容缓地推进。这是我想做的，也是有能力尽一份微薄之力的。我就尝试开始在大理古城做了。

    日本旅行作家新井一二三曾说过，旅行解决不了生老病死。我的看法也是如此，移居也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也是在原先的规划加上移居大理半年多的了解和探索后，现在才感觉在事业上的安排，比较接“地气儿”。

    虽然自由迁徙是当代社会文明的体现，也是每个人的权利，但适合的才是最好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了解自己和家庭的需求，不对家庭做很好的沟通，不明白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和来大理意味着什么，那么，在北上广的困扰依然会带到大理来，问题甚至更为严重。

    其实也有人来了大理不能适应而离开的。因为，如今的大理也有外地人不一定适应的地方，如旱季缺水，特别是气候干燥；医疗当然不能跟北上广相比；还有最近几年飚升的房价和物价等等。这些都是客观现实，我希望媒体在报道中一定注明。特别是大理的干是非常厉害的，紫外线也相当强，不少人恐怕不容易适应。

    BQ:您在大理的生活快乐吗？家人的总体感受如何？

    ZH:喜怒哀乐都有，这是大实话。当然，快乐的感受多多了，生活节奏慢下来了，渐渐感觉越来越能沉下心做事了。我们每天透过窗户就能看见蓝天白云，新鲜空气是平常之物（其实，这原本不就应该是所有人的平常之物吗？），孩子在苍山洱海之间自由自在地成长，确实感觉，我们的人生在我们的自由选择中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对我们自己来说，已经是这个人生阶段最好的和无怨无悔的了。

    BQ:您认为什么是理想的生活状态？取舍之间应该遵循什么？

    ZH:这个问题好！确实需要大家在不同人生阶段去思考和探索。我认为，理想的生活状态的先决是一步步弄清心理学上所说的“我是谁”的问题，也是生涯规划的核心之一“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理想的生活状态，是一种主观感受。所以，理想的生活状态，“求诸于内，由内而外。”2005年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被《青年文摘》刊登，名字叫《仙人掌应该种在哪里》，写的是职业生涯选择，其实生涯规划选择的道理都是一致的。就是我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所写的：“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如果将仙人掌移植到潮湿多水的土壤里，那么它耐旱的特性和优势不仅不能为它带来好处，而且有可能给它带来致命的损伤，而沙漠地带，可能才是它真正发挥自己特长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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