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的傾覆是一個無可挽回的文化敗局。這倒不是因為儒學鼻祖孔子已經腐爛了，而是因為孔學後人的持續腐爛。
       孔子成為《孔子》，在一個娛樂昏狂時代最終只能把孔子變成一種娛樂的點綴。

       這也是好事。當一切佯裝神聖的東西撕去偽聖的裝扮，人才能在世界含混不清的語調中發出清晰的聲音。

       在西方，經由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人從神的巨大陰影中站立起來，使人認識到那造人的上帝並沒有與人不同的目的，人的使命正是上帝的使命所在。某些娛樂圈的歌手經由頓悟性的思考最終唱出：god is girl。

       在中國，在堅挺的國家主義觀念下，人們相信國家有比組成這個國家的每個個人更崇高的歷史使命。這正如在中世紀的歐洲，人們普遍相信上帝造出人以後，上帝有比他造出的每個個人有著更高的目的一樣。

            而孔子，早在幾千年前就說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的存在價值的真理是不言自明的，人無需藉助人自身存在價值真理以外的其他真理證明人的存在價值。“道”這個世界性的可能的終極真理必須澄明于人自身存在價值真理才是有意義的真理。那種企圖以“道”這個世界性的可能的終極真理來完成對人的審視，最終將湮滅人本身存在價值的真理。正如後來一些中國古代思想家所揭示的，道的形而上学的普遍的統一性將使萬物“齊一”，正如道在人一樣，道也在屎尿，在道面前，人與屎尿無別。以道观人，人自身的存在价值无异于屎尿。

            今天，人們普遍宣揚那由一個個個人構成的國家、民族有比組成這個民族和國家的一個個個人更高的目的，人衹能最終成為“囯”這個字中隨時可以被忽略的一點。在由一個個個人構成的國家、民族有比組成這個民族和國家的一個個個人更高的目的的語境中，人是沒有位置的。他不過是用來證明由一個個個人構成的國家、民族有比組成這個民族和國家的一個個個人更高的目的的證據性因子。在這個證明公式中，人被最終簡化成一個失去人自身存在價值的真理的約數，盡管是一個必不可少的約數。

            在孔子思想中，處於中心位置的始終是人。儘管由於曆史時代的局限，儘管他實際上踐行著一種樸素的人的普遍平等的觀念，孔子的思想中仍然存在著屬於他那個時代的人“等差”存在的觀念，但是這並不影響他把人作為自己全部思想的中心。

            人作为孔子思想所关怀的中心，人自身存在价值的真理只有一个，这就是“仁”。毫无疑问，在孔子的言语中，“仁”首先是伦理的，他尝试用经由人的外在行为和关系显现出来的人的实在来廓清“仁”的基本涵义。比如“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孔子的弟子们曾经试图把这些纷繁复杂的经由人的外在行为和关系显现出来的“仁”加以概括。孔子曾对弟子们说：“吾道一以贯之。”不幸的是，他的弟子曾子带有明显偏好地把孔子的这个“一”解释为“忠、恕而已”。谬哉！孔子之道一以贯之，唯“仁”而已。

            孔子而后，孟子尚未偏离孔子远。孟子曾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然而不幸的是，孔孟以后，自董仲舒开始，所谓儒学去孔孟日远。查其所由，是把处于孔子思想中心的“仁”日益空洞化，“礼”以至“理”成为儒学乃至新儒学的中心旨归。

            这是对孔子思想从根本上的背叛。

            孔子讲人、讲仁、复讲礼，在他的言谈中，礼难道比仁具有更高伦理层次的意义吗？

            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人只有依于仁，进于仁，达于仁，礼才是有意义的。人一旦舍仁而处，礼只能陷入空洞的形式。

            孔子还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孔子从世俗社会的角度审视存在于此世的个人，每个人都并非天生圣贤，私利之心、不仁之心常有。在《论语》的其它篇章孔子更加深刻的论述了“克己”的思想。最具“克己”本质意义的一句莫过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说，人在此世的社会行为或人的个体行为是存在一个边界的，人应该约束自己在行为上不越此边界，这就是“克己”。

            克己的原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然而，人的行为不可能在纯粹的原则上显现出来，人的行为最终是实践性的，“克己”的约束必将是对人的行为实践的规范性约束，对人的行为实践的规范性约束就是“礼”。因此所谓“复礼”，就是人按着社会对人的行为实践的规范性约束去做。

            在孔子看来，“克己”、“复礼”都必须遵循“为仁”的尺度，“克己”、“复礼”必须以“仁”为归依，每个个人只有以“仁”为归依的“克己”“复礼”，整个天下才能归于“仁”。个人必须把“仁”作为自身生命的内在追求。那种自我舍弃“仁”的追求，而求他人为“仁”的态度是危险的，设若人人如此，则天下无“仁”。

           就“礼”而言，诚然，孔子在《论语》的言说里，更多的指向“周礼”。在那个时代指望孔子提出一个符合现代社会行为规范的概念是不切实际的。这不仅缺乏必要的社会物质基础也缺乏一定的社会文化基础。孔子提出“复礼”，提出人按着社会对人的行为实践的规范性约束做是一个秩序社会必不可少的基础。而且，在孔子看来，“礼”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就是说社会对人的行为实践的规范性约束是发展的、变化的。

         子张也问之，“礼之损益，十世而可知乎？”；孔子答之曰，“可知也。视其之所往，既可来者。殷礼，因之于夏；其所损益，吾也知之。周礼，因之于殷；其所损益，吾亦知之。夫如是，虽之百世；何其不能知之与？”

         可悲的是，孔子之后，“礼”不再为人而设，也不再为仁而设。自董仲舒开始，儒学遂担当起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做终极辩护的肮脏勾当。

         由“礼”而至于“理”，仁以及人从儒学的视野中心日益边缘化。即使偶尔提及人与仁，也不过在暗弱的提醒统治阶级不要忘了专制权力之下对百姓保有以维护其权势本身的些许仁慈。

         孔子也曾汲汲于政治理想的实践，在其为政的时间里，也曾做过一些有违“仁”之本意的事情。然而，孔子并未从其为政的现实需要出发对其学说本身进行讨好权力阶级的自我阉割。而自董仲舒开始，儒学便开始了持续不断的讨好于权势阶层的自我去势，不断迎合一批批统治者的政治价值偏好。

         人以及仁最终被疏离于儒学思想系统之外，成为统治者居高临下俯视万民、牧养万民的政治权术。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儒学宗派正在尝试经由新的权势力量的舟楫重新扯起依傍权力的儒学复兴之路。

         他们也许并不是没有看到，历史上的许多时代里儒学匍匐于权力脚下分享权力在此世的霸道的荣耀。也许他们也看到了，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儒学的悲哀，相反他们却在这种依傍权力的重新想象中温习儒学早已不在的哀荣。他们已经准备好为了迎合权力的诉求重新大举阉割儒学本身的准备。

         而欧洲，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人们先是在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残存里找到人摆脱神权庇佑的力量，而后经由宗教改革找到人与上帝目的同一性的存在真理，人全面回归到世界的中心。也正是从那个时代开始，人们认识到，那由一个个个人构成的国家并没有异于人的更本质的目的，那由一个个个人的信仰构建起的宗教也没有异于人的更高尚的目的。

         而在中国，在今天，由传统儒学所构成的这个国度的所谓传统文化本身正在成为一个凌驾于每个个人存在目的之上的不可挑战的目的。 

         那些在思想上和存在上依然匍匐而行的人们，重新沉湎到董仲舒开创的“天人合一”的虚幻的想象里，他们放弃了人在此世的现实性的解放追求，。一当他们在思想上重新完成了“天人合一”的想象，他们也就完成了人合一于天的形而上学层次上的解放。尽管在此世的个人依然枷锁缠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