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在一九二九年（已巳）的三十岁自画像，是他一生百馀幅自画像中最为重要的一件作品。凡是研究张大千生平的著作，十九会提及这幅自画像。但大多论述粗简，或语焉不详，至今未见有人对之做过专题的研究。当我从友人曾迎三先生那里借到香港东方学会一九六八年出版的《大千已巳自写小像》图册后，曾设想将此自画像及三十二家题咏写成一本书。但将三千馀字的题跋释读录入完成后，却感到文字过于单薄，似乎难以成书。

经过反复思考及探讨，最终确定了写作的方向。拟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对张大千《已巳自写小像》三十二位题咏者作生平简介，将重点放在诸家的掌故轶事方面。聚公私之记载，采百家之评骘，撷取于一书之内，从而增加阅读的趣味性。多年以来，读者甚至是专业人士大多抱怨美术史研究著作枯燥乏味，味同嚼蜡。读者群体的日益流失也成为了美术史著作市场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二）撰写张大千在一九二九年（已巳）的大事记，主要用意在于详细考察此一年中的生活和艺术轨迹。对张大千而言，一九二九年或是他一生中较为普通的一年。但通过对相关文字史料和书画作品的整理、归集和甄别，使得诸多的历史细节显现了出来。书画家们日常的生活环境和交游状况，不仅可称之为“文化”，也可以修订以往研究中的某些谬误。（三）探讨张大千一生自画像的功能与意义，尝试作一个宏观与微观两兼的考察。张大千一生都在追求光风霁月的洒脱境界，而他的自画像则是这种品格的体现，也是一份具有文献价值的“自传”。上述三个部分看似独自成篇，各有所旨，其实相互之间构成了一个整体，即张大千的生平交游、一九二九年艺术“年鉴”及自画像研究。简而言之，亦如清代学者章学诚《文史通义》中所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

一切历史研究的基础在于史料。但在撰写的过程中，令我最感困难和头痛的是对史料的甄别与取舍，尤其是有关张大千书画作品的真伪问题。伪作中的题跋文字就是伪史料，它们极具误导性与欺骗性。如用伪史料作研究，则无疑是伪研究，误人误己，其后果不堪设想。十九世纪奥地利美术史学家弗朗茨·维克霍夫（Franz Wickhoff,一八五三-一九○九）曾经说过：“研究美术史最重要的是必须以严谨和良心来研究史料，要排除一切会引入歧途的偶然因素，不能考虑一丝的利益关系，应当不带偏见地对文献作出判断。因为美术史研究者如同医生和法官一样，承担着道德责任。”（邵宏著《美术史的观念》）我深知在美术史研究中，存在着史料真伪和作品真伪的双重陷阱。我虽然如履薄冰，反复鉴别，慎之又慎，但仍然难以确保本书中所著录的张大千书画，均为百分之百的真迹。在此恳请读者不吝赐教指谬。

拙著试图借鉴微观史学中的某些方法，即将研究对象尽可能放大，以显示出被以往所忽略的诸多细节，发掘那些被尘封或遮蔽了的历史碎片，以小见大，滴水见海。试将张大千作为一个坐标、一个典型、一个代表，以此窥视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传统中国画家的整体生态，从个人到群体，由点到面——“通过一滴水研究整个海洋”。

我自知之明且惭愧地意识到，拙著中存在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这无疑是我个人的学养和史料的局限所致。我的研究与写作的范围，其实也是我的知识和史料所及的范围。拙著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不妨称之为“小题大做”。在张大千研究的漫漫长路上，它不过是一个轻浅的脚印而已。我今后将会对此予以进一步的完善与补充，使它成为一本既有参考价值，又有阅读趣味之书。

古人云：“文献不足谁能专？”我虽然收藏海内外出版的张大千研究专著、论文集、传记和图册不少，但仍然是书到用时方恨少。而且关于《已巳自写小像》的作者简介和题咏释文等，所涉及到相关人士的资料颇多。无奈之下，只得向海内外师友求助，荣幸地得到了他们的鼎力相助。援手之情，铭记在心。他们或答疑解惑，或寄借图书，或到图书馆代查资料，或微信传送图片，真乃功莫大焉。我在此要向台北蔡登山先生、陈筱君女士、吴文隆先生，成都杨诗云先生、李永翘先生，上海曾迎三先生、柳向春先生等诸多师友，表示最诚挚的感谢。